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上):保存佛教文化资料

2018-10-09 | 文/魏道儒 | 来自:梵华网  分享:

编者按:佛教文化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过与固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都留下了深刻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各类研究早已颇多。那么,中国人对佛教文化又有哪些贡献呢?面对这个问题时才发现,我们几乎从未思考过它。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魏道儒看来,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可以从三大方面进行简要探索、分析和总结。梵华君将以三篇文字分别呈现这些精彩内容。

以下为第一篇:

涅槃大佛像

涅槃大佛像

迄今为止,有关佛教文化方面的各类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中外学者对古今中外佛教众多的重要历史事件、人物、典籍、思想等都有系统研究,对许多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都有深入探讨。但是,关于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问题,不仅没有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甚至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

我们几乎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些问题:如果没有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佛教能不能从一个地方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进而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如果没有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当代世界佛教能不能具有这样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如果没有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我们能否说清楚世人现在具备的佛教历史文化知识会贫乏到怎样的程度?

关于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多种视角探索、分析和总结。我们在这里从三个方面简要说明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提纲式的,粗线条的,并不细致,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佛教经文

佛教经文

中国人保存了佛教文化资料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保存了佛教文化资料,其主要工作有两项:第一项是翻译佛教典籍,第二项是撰写历史著作。

中国人翻译域外佛教典籍,最主要的是汉语翻译和藏语翻译,两者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文化创造工程,成为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迹。从保存佛教文化资料的角度考察,汉译和藏译所具有的特点、价值和影响是不完全相同的。汉译佛教典籍在保存佛教文化资料方面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汉译佛典工作开始时间早,延续时间长,译出经典丰富。

汉译佛教典籍从公元前2年的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开始,一直延续到北宋末年,总共有1000多年的历史。其中,大规模的翻译从东汉末年开始,到北宋前期基本结束,大约有800年左右。一般认为,总共翻译的经律论三藏有1690余部,6420余卷。由于藏译佛教典籍从7世纪之后开始,所以,如果没有汉文资料,从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到公元7世纪的佛教历史就根本无法复原,古印度佛教从起源到13世纪消亡的历史就会留下很多空白。

白马寺——佛教东传见证者

白马寺——佛教东传见证者

第二,从东汉末年到北宋末年,汉语翻译佛典工作具有连贯性,能够反映古印度广大地区佛教经典出现的具体过程,反映古印度佛教发展的趋势和脉络。

从东汉末年到北宋末年的800年左右时间里,中国人翻译佛经没有长时间的中断,翻译事业有着跟踪域外佛教发展进程的特点。在很多时段,翻译过程与域外典籍的产生过程基本保持同步。比如,东汉末年的支娄迦谶译出了第一部华严类经典——《兜沙经》,直到刘宋永初二年(421)翻译出华严类经典的总集——60卷《华严经》,在其中的大约两个半世纪里,陆续翻译出了十几部华严类单行经。根据现代学者研究,这些单行经译为汉文的先后是与它们在域外产生的早晚相一致的。因此,不依靠汉译佛典,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10世纪域外佛教的历史发展脉络、思想教义演变轨迹就没有可能梳理清楚。这种跟踪记录佛教历史和思想足迹的特点是汉文翻译独有的,是包括藏语翻译在内的任何文字佛教经典都不能替代的。

《华严经》

《华严经》(图片来自网络)

第三,某些重要佛经翻译家所译出的经典,能够从整体上反映那个时代域外佛教经典的基本内容和佛教思想的基本面貌。

从东汉末年到北宋末年,某些译经家在搜集佛教原典时务求完备,并且力求把搜集的原典都翻译出来,所以,他们译出的经典能够反映那个时代域外佛教经典和思想的基本轮廓。比如,西晋的翻译家竺法护,游历西域学通36种语言,广求佛经回国翻译约47年(266-313),译出经典品类多、数量大,几乎囊括了当时西域地区流传的所有重要佛教典籍。他搜集和翻译佛典之完备,可以从他译出的华严类典籍中得到证明。他译出的《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属于华严类单行经,60卷《华严》都没有收录该经,直到唐代译出的80卷《华严》才收录,名为《十定品》。由此一例,可见他搜集经典之完备。以后唐代的玄奘、义净、不空等人,在搜集和翻译经典方面,都有这个特点。各个时代重要佛经翻译家追求全面、广泛搜集和翻译佛教典籍,不仅在客观上为中国人完整保存佛教资料提供了可能,而且使中国人保存的佛教文化资料来源多种多样。汉译佛经的来源不仅有古印度的梵语、巴利语文献,还有数量众多的中亚各民族语言的文献,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古代亚洲多民族的佛教情况。

与汉译佛经相比较,藏译佛经开始时间比较迟,延续时间比较短,但是数量也是很庞大的。藏译古印度佛教经典开始于公元7世纪。到14世纪基本结束。大规模的翻译集中在从8世纪到13世纪这500年间。一般认为,藏译佛教典籍总共有5900余种,约有三百万颂,大体相当于汉译典籍的一万卷,其中的绝大部分是译自梵文典籍。从保存佛教文化资料的角度考察,藏译佛典比汉译佛典更完整地保存了8世纪以后古印度佛教文献,尤其弥补了10世纪以后汉译经典的不足。因此,藏文佛典与汉文佛典有互补作用,两者珠联璧合,共同完成了对域外佛教文化资料的完整保存。没有这两种佛教资料,人们对13世纪就湮灭的古印度佛教历史就知道得很少了。

法显所著《佛国记》

《佛国记》(图片来自网络)

中国人保存佛教文化资料的第二个方面工作,是撰写了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佛教历史著作。记载佛教历史的著作在汉藏两种文字中都有,其中最负盛名的,应该是东晋法显、唐代玄奘和义净的著作。法显的《佛国记》首次实录了自陆路游历古印度,再由斯里兰卡经南洋群岛航归的伟大旅程,至今仍是研究当时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历史、文化和宗教的最重要著作。玄奘把自己亲见的110国和传闻的28国情况记录下来,撰成《大唐西域记》12卷,该书至今仍然是研究当时古印度和中亚史的最重要著作。从保存佛教历史文化资料的角度来讲,没有法显、玄奘的这两部著作,我们今天不仅不了解他们那个时代域外佛教的基本情况,也无法确定释迦牟尼的出生地蓝毗尼园、早期生活地迦毗罗卫等位于何处。义净在室利佛逝撰写了两部著作,其一是《南海寄归内法传》,记录所见所闻的印度和南海诸国佛教情况,包括僧人的日常生活,僧团制度和修行规定等。其二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从贞观十五年(641)到天授二年(691)56位求法僧的事迹。这两部著作对研究7、8世纪的印度、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宗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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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西域记》(图片来自网络)

上个世纪50年代,赵朴初先生把世界上流行的佛教按语种划分为三个系统,即“汉语系统的佛教”、“藏语系统的佛教”和“巴利语系统的佛教”。在这三个语言系统中,“巴利语系统的佛教”在典籍规模、教义内容、适应范围、流传地区等方面都不能与号称“大乘佛教”的前两者相提并论。从保存佛教文化资料的角度考察,前两者都基本保存了后者典籍的基本内容,而后者却没有前两者最基本的历史资料。所以,没有“汉语系统的佛教”和“藏语系统的佛教”,佛教就不仅称不上是世界宗教,甚至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亚洲宗教。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魏道儒

责任编辑: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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