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昌斯拍卖专场:八件罕见又精美的佛像值得细看|一拍即合

2018-05-21 | 文/葛蕾 | 来自:中华佛文化网  分享:

万昌斯拍卖行成立5周年之际,推出了“佛造像及中国古董珍玩”专场。专场将呈现近300件拍品,其中除了中国、日本、尼泊尔等各个时期的工艺品,一些罕见而精美的佛像引人注目。我们挑选了八件优秀佛像拍品,领略前人无出其右的智慧。 

巨型铜鎏金金刚总持坐像

巨型铜鎏金金刚总持坐像

尼泊尔十七世纪

巨型铜鎏金金刚总持坐像

高 104 cm (41 in) 

估计:$1,000,000 - $1,000,000(HKD) 

金刚持是印度梵语的意译,音译“伐折罗陀罗”,其中“伐折罗”意为“金刚杵”,“陀罗”是执持义,合译就是“持金刚”或“金刚持”;藏语称“多杰羌”。关于其身份和地位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他是本初佛,即最原始的佛陀;一种认为他是报身佛;一种认为他是法、报、化三身的总集;一种认为他总摄了五方佛的智慧与功德,称他为“第六金刚持”或“金刚总持”。但不管怎样他是藏传佛教崇奉的最高尊神。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噶举派对金刚持尤为崇奉,噶举派尊金刚持为本初佛,在表现噶举派题材的唐卡和其他绘画形式中,金刚持往往被置于上方中央,而受到特殊的礼敬;同时噶举派还将金刚持奉为本派的鼻祖,认为噶举派全部教法皆源于金刚持,金刚持后帝洛巴、那诺巴、玛尔巴、米那日巴、冈波巴次第相传,最终成就了西藏噶举派的庞大体系。 

巨型铜鎏金金刚总持坐像

此像表现的就是一尊造型特征十分典型的金刚持造像,其以锤揲工艺作成。尊像头戴花冠,顶束柱状高发髻,髻顶安摩尼宝珠,耳际宝缯呈扇面形向后展开,大耳垂肩;额部高广,双目俯视,细眉高挑,眉间饰方形白毫,高鼻阔嘴,妙相庄严。上身饰可拆卸式项圈和交叉穿璧式长链,圈链上皆缀有花瓣。下身着僧裙,衣纹简洁,突出身躯骨骼与肌肉的自然起伏与变化,僧裙后部刻画有精美的缠枝莲纹饰;腰间束宝带,宝带下缀有联珠式璎珞;手和足部佩有钏镯;周身披倒U字形大帔帛,帔帛绕手臂后向外飘扬,极富装饰意味。 

巨型铜鎏金金刚总持坐像

这些装饰造型美观,立体感极强,头冠上面嵌有巨大的各色宝石,体现了西藏地区造像的鲜明特点。结跏趺端坐,双手置胸前交叉,结金刚吽迦罗印,左右手分别持金刚铃和金刚杵(已佚),铃杵组合象征慈悲与智慧的合一,代表密教修行的最高修行成就和境界。 

巨型铜鎏金金刚总持坐像

此尊体型巨大,坐姿已达到罕见的110厘米,在同类造像中当为翘楚,全像躯体壮硕,肌肉劲健,体态优美舒展,造型大气完美,充分表现了金刚持在藏传佛教中的至尊地位和悲智双圆的宗教特质,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非凡的艺术美感。  

铜鎏金宝冠释迦弁尼

铜鎏金宝冠释迦弁尼

明正统

铜鎏金宝冠释迦弁尼

永宣风格

高 34.5 cm (13 5/8 in)

估价:$800,000 - $800,000(HKD) 

造像表现的是释迦牟尼头戴宝冠的形象,俗称宝冠佛。从三身角度来说是属于报身佛,代表佛的内证功德,但也有从佛陀传记的角度认为头戴宝冠是代表佛陀当王子时的造型,故称释迦牟尼王子像。释迦佛禅定坐姿,左手平伸腹前结禅定印,右手下垂置右膝结触地印。螺发,戴五叶宝冠,方面宽额,大耳垂肩,耳边装饰束发冠带,着大耳铛。弯眉长目,沉静的双目半开俯视,面相祥和庄严。

 铜鎏金宝冠释迦弁尼

内着僧坎,外披袒右式袈裟,直覆至脚踝,华丽异常。身材壮硕,胸臂浑圆结实,挺拔伟岸,硕大臂钏精美异常,服帖与肌肤之上。台座为半月形,双层束腰仰覆莲形式,上下边缘饰联珠纹;莲瓣满饰台座一周,造型挺立、俊美,对列工整,头部略向上翘,饰卷草纹,具有明代典型特点,鎏金经年深日久脱落严重,然而无法掩饰其工艺的精细繁复。 

铜鎏金宝冠释迦弁尼

明朝从永乐年间开始,专门在宫廷设立造像机构—佛作,隶属“御用监”,制作藏式佛像。这些造像主要集中于永乐和宣德两朝,所以又称“永宣宫廷造像”或“永宣造像”。永乐和宣德时期是明朝经营西藏的重要时期,也是明朝治理西藏政策的完善和定型时期。永乐和宣德两朝治藏的重心是宗教笼络政策,即对西藏上层僧侣广行封赏。在大规模封赏活动中,朝廷不仅赐予西藏上层僧侣封号和官职,而且赏赐大量珍贵礼物。在赏赐的礼物中,宫廷造像便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铜鎏金宝冠释迦弁尼

 铜鎏金宝冠释迦弁尼

永宣风格对整个明朝时期佛像造像影响博大精深。永乐至正德时期造像就是受到永宣风格影响,内地佛像艺术以汉藏风格的永宣宫廷造像为主要艺术形式。此尊正统观音造像正是表现了永宣宫廷造像风格。据史料记载,现存明代汉传佛教寺庙供奉的佛像上,如正统时期的北京智化寺转轮藏殿和如来殿供奉的佛像就是寺庙遗存的重要代表。如今基本保持明代建筑风貌。其中,转轮藏殿内置有贮藏佛教《大藏经》的八角轮藏一座,主体经柜朝外立面上浮雕360尊佛像。佛像皆头饰螺发,面相宽平。宽肩细腰,躯体壮硕。身着袒右肩袈裟,下身着长裙,衣纹自然写实。跏趺坐姿,左手结禅定印,右手结触地印,莲瓣肥硕饱满。整体造型风格与此尊造像完全一样。

 铜鎏金宝冠释迦弁尼

正统时皇室对佛寺的施舍相对减少,传世作品也不多。此件作品无疑继承永乐朝风格作品的典型范例,造像与永宣宫廷造像风格如出一辙,做工精细,刻画细腻入微,包浆自然古朴。是明代宫廷造像风格的经典之作。 

青铜观音坐像

 青铜观音坐像

青铜观音坐像

高 18.6 cm (7 3/8 in)

估价:$450,000 - $450,000(HKD) 

据《契丹国志》记载,辽太宗在得到燕云十六州后来到燕京,在燕京大悲阁,他看见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与他梦中所见完全一样,立即产生极大敬信,于是将这尊观音菩萨迁往契丹族的祖庙—木叶山,建菩萨堂供奉,尊为家神。体现了对观音菩萨的极大尊崇。在太宗的带动下,观音菩萨由此得到契丹民族和北方人民的普遍接受和信奉,成为辽代佛教信仰的一大特色。 

青铜观音坐像

观音半跏趺坐莲座上,左足下垂,承以莲花。此像造型、尺寸、制作及年代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所藏一件(见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印《海外遗珍•佛像》页146)相似。惟面容美好,手势自然,衣褶生动,均有过之而无不及。 

青铜观音坐像

造像以青铜为材整体铸造,年代久远周身已遍布厚重的绿色锈蚀,结跏趺坐,头戴及具民族特色的筒式高冠,飘带垂于肩膀两侧慈眉善目,面容方圆,时代与地域特征明显,全身璎珞极为繁复,显示出少数民族的审美情趣。 

青铜观音坐像

造像下承莲座极有特点,莲座属典型辽代样式,束腰大仰莲,莲瓣肥硕饱满,舒展自如,花瓣尖端又向外翘起,十分生动。而莲座下方静坐三只雄狮活灵活现,在同时期作品中十分罕见,仰莲座在宋辽时期最为流行,且花形饱满,呈怒放状。如延安子长钟山北宋石窟佛造像均为仰莲座,大同华严寺及应县木塔的佛像座亦如是。据子长钟山石窟题记为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所凿,恰与应县木塔辽清宁二年(1056年)始建时间大致相同,可知此种形式的莲座曾广泛流行于宋辽时代。整尊佛像庄严不失慈祥,铸造精美,虽近千年仍栩栩如生。为汉传佛教在北地之传播史实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铜鎏金宗喀巴像

铜鎏金宗喀巴像

西藏中部十六世纪

铜鎏金宗喀巴像

高 33 cm (13 in) 

估价: $350,000 - $350,000(HKD) 

宗喀巴(1357-1419年)不仅是西藏格鲁派(黄教)的创立者,也是藏传佛教界最为重要的宗教改革家,精神领袖之一,被藏族人民誉为“第二佛”,即释迦牟尼之后的另一位世间佛尊。他出生在青海宗喀地方(今天塔尔寺所在地)的圣人,故尊称为宗喀巴。宗喀巴的造像和绘画非常流行,并形成了模式。清宫藏传佛教是格鲁派一枝独秀的局面,尤其是在乾隆时期,造像数量剧增,祖师像的作品为数不少,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宗喀巴像。 

铜鎏金宗喀巴像

宗喀巴面相圆润,慈容含笑,双手施转法轮印,各牵优钵罗花枝,花蕾在肩头开敷,右肩花蕾上供智慧剑,右肩供般若经,与文殊菩萨所持法器一样。在宗喀巴大师的传记中,不断提到宗喀巴大师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具文殊特征者,往往被认定为宗喀巴大师。此像金色明亮而沉稳,表情从容,与宗喀巴饱学多识、深沉博大的精神世界十分吻合。 

铜鎏金宗喀巴像

铜鎏金宗喀巴像

此尊造像全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双手当胸结说法印,分别各牵一株莲花,开于左右两肩,左肩花中立经卷,右肩花中立宝剑,其“左经右剑”的特征与文殊菩萨的标志一样,藏密尊奉他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故经书与宝剑亦成为其身份的标识。面相庄严,神态慈祥。身着袒右肩式袈裟,内穿交领式僧衣,这是西藏僧人的典型装束,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 

铜鎏金宗喀巴像

衣纹写实流畅,衣领及袖口、边缘处饰以精美的花纹带。束腰仰覆式莲花座,莲瓣制作别致,双层莲花端头雕刻云头纹,精巧别致。整尊造像造型端庄,工艺考究,应是十六世纪藏中地区造像作品。 

 铜鎏金释迦牟尼宝冠像

 铜鎏金释迦牟尼宝冠像

清康熙

铜鎏金释迦牟尼宝冠像

宫廷风格 

高 28.3 cm (11 1/8 in) 

估价:$350,000 - $350,000(HKD) 

造像表现的是释迦牟尼头戴宝冠的形象,俗称宝冠佛。从三身角度来说属于报身佛,代表佛的内证功德,也有人从佛陀传记的角度,认为头戴宝冠是佛陀王子时期的造型,故称释迦牟尼王子像。此尊释迦牟尼像的宝冠为分体铸造。禅定的身姿魁伟挺拔,线条微妙含蓄,面部神情温和安详,为典型的清康熙时期的造像风格。身着袒右式袈裟,衣薄贴体,錾刻精美的生动花朵缀满上下,刀法出神入化,风格清新。

 铜鎏金释迦牟尼宝冠像

 铜鎏金释迦牟尼宝冠像

 铜鎏金释迦牟尼宝冠像

  铜鎏金释迦牟尼宝冠像

清康熙帝笃信佛家,尊扎那巴扎尔—哲布尊丹巴一世为帝师,采用大量蒙古风格造像元素,开清代宫廷造像之先河,集中各族雕塑大师和能工巧匠于皇宫内廷之中铸造藏传佛像。康熙朝造像以工艺精湛、造型优美著称,体现了清代内地藏传造像的最高艺术水平。 

砂石雕佛头像

 砂石雕佛头像

北齐

砂石雕佛头像

长 19.3 cm (7 5/8 in) 

估价:$300,000 - $300,000(HKD) 

这件制作精巧,神态生动的佛陀头像,从艺术表现上看来,是运用了高度写实的手法,栩栩如生,彷如气息尚存,微妙的笑意带来一种实时的亲切感。北齐造像被称之为北朝的巅峰,它直接受到了印度笈多艺术风格的影响,着重体现佛的内在精神气质,与极富写实性的简约雕刻手法相结合,更加强调了佛像在视觉上的感染力。从北齐之后,中原地区佛教造像的艺术风格逐步开始走向世俗化。 

砂石雕佛头像

参考一尊贴金的北齐佛陀站像,来自著名的山东龙兴寺遗址窖藏,其面容的特征与本件拍品可谓一脉相承,尤其是螺发的处理和微含笑意的雕刻手法,如同出一辙。

 砂石雕佛头像

砂石雕佛头像

山东青州龙兴寺窖藏起出塑像,其中有各式佛首,与此有共通之处,可资比对,其中有北齐例子,图载于《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艺术》,济南,1999年,图版118-121。另有数例,展于《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佛教石刻造像精品》,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1999年,页121。巴黎Hoppenot收藏中,且有一尺寸较小之大理石雕佛头像,图见 Daisy Lion-Goldschmidt,《Chinese Art》,纽约,1980年,图版118。较小者,还有Osvald Siren 所载之例,见《ArsAsiatica》,卷7,图版16,编号641。纽约苏富比也曾拍出一例,2005年9月22日,编号16。 

铜局部鎏金观音菩萨坐像

铜局部鎏金观音菩萨坐像

铜局部鎏金观音菩萨坐像

汉地风格

高 40.5 cm (16 in)

估价:$250,000 - $250,000(HKD) 

明代中晚期,在当时流行的凈土造像题材中,观音菩萨表现尤其突出,他多以单独的形式流行,是当时社会崇拜的主要题材之一。观音菩萨具有寻声救苦、随类化现和协助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当世和来世双重救助功用,历来深受人们的喜爱,而此时又受到明万历时期慈圣皇太后的特别推崇,所以更加盛行。 

铜局部鎏金观音菩萨坐像

明代佛教造像艺术发展到了嘉靖时期,又回到了汉传佛教艺术风格的道路之上,然而受藏传造像影响的部分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是更加融合一体,使内地汉藏风格造像得到更好的发展。观音结结跏趺坐,左手托净水瓶,右手当胸以拇指和中指结合持执杨柳枝,作抛洒甘露的手势。面相丰颐圆润,曲眉似弯月与鼻梁相连,眼睑较宽,神态慈和宁静,典型的明代汉地造像面相特征。 

铜局部鎏金观音菩萨坐像 

双眼微合,俯视前方,仿佛正在冥想之中,又似在出神聆听,寻觅众生求助的呼声,应声前去解救。头戴花冠,冠叶雕刻精细,并向外倾斜,这与藏式风格略有不同,融合了内地造像的审美情趣。身躯雄健,结构匀称,体态优美,整体给人庄严神圣而又慈祥亲切的宗教美感。袈裟自头顶披下,衣缘处饰以精美的花朵纹饰,胸前饰璎珞,下身着高束腰及胸长裙,此为明代汉地菩萨造像常用装束。衣纹厚重写实,刻划自然流畅,衣缘上錾刻花纹,纹饰清晰,雕刻精细,鲜明的汉地造像装饰风格。 

铜局部鎏金观音菩萨坐像 

造像仅身体皮肤裸露部分鎏金,俗称鎏肉不鎏衣,整体形态端庄,雕刻细致入微,时代风格鲜明,为明代中晚期汉地观音造像经典之作。 参阅:首都博物馆藏,《佛教慈悲女神—中国古代观音菩萨》首都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出版,页154。 

 铜鎏金黑马头明王

 铜鎏金黑马头明王 

明宣德

铜鎏金黑马头明王

宫廷风格

高 6 cm (2 3/8 in)

估价:$200,000 - $200,000(HKD)

永乐年间,宫廷与西藏或藏传佛教的关系极为紧密,特设御用监“佛作”制作的汉藏风格造像,主要赏赐给西藏上层僧侣,旨在通过宗教笼络,达到对西藏的和平统治,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工艺和宗教价值。在其后的宣德时期,坚持永乐朝通过弘扬佛教拉拢的西藏政治势力政策,朝廷对藏传佛教尤为重视,在对神祇造像的制造从未有过懈怠。 

 铜鎏金黑马头明王 

此尊黑马头金刚像,即为典型一例,体量虽小,却完全按照永乐时期佛教仪轨制作,工精技繁,右手高举骷髅法杖,头戴骷髅冠,圆睁三眼,佩帛飘扬,肩挎五十人头项鍊,身后璎珞臂钏,无不精细,覆式单层莲座,具有典型的永宣时期宫廷造像风格,在“ulrich von Schroeder 所着的西藏佛造像 第二部中第1260页 348C-D”(图1,2)记录的一尊永乐时期所造黑马头明王造像,无论从形制,制作工艺,鎏金水平,以及精细程度上均与本品十分接近,仅在体量上有所差异,足见宣德时期对于永乐造像仪轨的严格继承与发扬。 

 铜鎏金黑马头明王 

据调查,目前存世的永宣造像国内外共有400余尊,分别供奉或收藏在喇嘛庙、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尽管这些数量反映的并不是明朝宫廷造像的实际情况,但足以说明当时宫廷造像具有一定的规模,也说明永宣造像在明代汉藏关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当时铸造的实际数量应当远超此一数字,但因明代后期嘉靖、崇祯等朝多次发生撤毁藏传佛教造像的事件,导致数量锐减,成为皇室监造佛像中极为震撼的一类。 

 铜鎏金黑马头明王 

而在现存的400余尊永宣造像中,大部分为永乐时期,宣德时期造像约占其中的十分之一,带刻款者则更为稀少。在冯•施罗德对西藏庙宇藏品作大规模的探查过程中,只发现三件属宣德时期的铜像,数量显得格外稀有。这个数量似乎与明初官方文献鲜有提及宣德年间馈赠佛像给西藏寺庙高僧的状况吻合,亦与永乐朝频繁和大量的馈赠大异。馈赠数量的激减亦侧面的表明汉藏民族友好关系的不断稳定,以及北京作为政治及宗教统治中心的确立与稳固。由此而生的融合了汉式审美的藏式造像得以臻于鼎盛,开“汉藏风格”或“北京风格”之新风尚。永宣之后,虽然宫廷造像销声匿迹,但是其影响却成为明代宫廷造像艺术传承的粉本与典范。

资料来源:万昌斯官方网站

责任编辑:葛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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