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乾隆年间宫廷制式七佛偈唐卡,传拓自北海|一拍即合

2018-04-03 | 文/三木 | 来自:中华佛文化网  分享:

4月2日,保利香港春拍继续在香港君悦酒店进行,当日的六个专场拍卖,“芬氲凝熠:玫茵堂暨私人珍藏中国艺术专场”率先举槌,总成交价达到158,596,500港元。其中“清乾隆 纸本墨彩描金七佛偈唐卡(六张)”以2070万港元成交,成为此专场拍卖之最。

中国佛教艺术的审美价值和历史功能,正日渐被现代人所欣赏和理解。我们不妨一起来细细品味这套珍贵唐卡的殊胜妙法。

清乾隆 纸本墨彩描金七佛偈唐卡(六张)

清乾隆 纸本墨彩描金七佛偈唐卡

尺寸:长107cm;宽66cm

题记:乾隆丁酉年告成时即以墨印,颁赐万古柏林寺悬供,越百四十四年。住持澄海谨识。

来源:

1.柏林寺旧藏

2.佳士得香港,2006年5月30日,编号1294

本组唐卡为皇家苑囿北海七佛塔碑石刻图像之传拓本,制作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背景为墨拓,阴线处填泥金,嘴唇处填朱砂,眼部留白。每幅唐卡上方为汉满蒙藏四种字体金书文字七佛偈,包括《毗舍浮佛偈》、《释迦牟尼佛偈》、《拘那含牟尼佛偈》、《拘留孙佛偈》以及《迦叶佛偈》。画面边缘皆绘描金双框,外框上下绘双龙戏珠,两侧书双龙逐宝图案,栏内四隅以汉满蒙四体文字署“乾隆丁酉钦定”落款,内框上下绘七珍,左右画八宝。

本组唐卡历经战乱仅余其五,《拘留孙佛偈图》、《毗舍浮佛偈图》、《迦叶佛偈图》、《拘那含牟尼佛偈图》、《释迦牟尼佛偈图》,以及恭录于民国十年(1921年)北京柏林寺住持澄海抄录乾隆所撰《御制七佛塔碑记》之全文,并简述收藏此七佛唐卡之缘由,原《毗婆尸佛偈图》与《尸弃佛偈图》已散轶。

内容分别如下:

毗舍浮佛偈图

毗舍浮佛偈图,偈图作毗舍浮佛像,佛右手掌心向下,结扶济众生印,左手托钵,结跏趺坐。是佛于娑罗树下成道。

毗舍浮佛为过去七佛中第三佛,其名意为一切胜、一切自在,佛经中记载为过去庄严劫千佛中最后出现的尊像。《长阿含经》中记载,此佛出于过去三十一劫时,人寿六万岁。

本幅上端书有《毗舍浮佛偈》,汉文为:“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画面正中毗舍浮佛结跏趺坐,左手托钵于腹前,右手下展掌心下按结拔济众生印。其左右神足名扶游、郁多摩随侍两侧。执事弟子名寂灭,跣足持经,位于右下;与其对坐者诸经所记略有不同,据章嘉国师考证应为佛子“妙意”。左右两角绘佛父“善灯”及佛母“称戒”,为刹帝力种姓。

拘留孙佛偈图

拘留孙佛偈图,偈图作拘留孙佛禅定相,双手托钵安住,于尸利沙树下成道。佛之左右为二上首弟子萨尼、毗楼,各以智能、神通闻名。执事弟子名善觉坐佛子上胜对面,佛子双手合掌而坐。

拘留孙佛为过去七佛之第四佛,其名意指“领持”、“应断已断”以及“成就美妙”等。图中拘留孙佛现禅定相,结跏趺坐于莲座上,其双手持钵,结禅定印。萨尼、毗楼二弟子分立其左右,佛子名上胜,双手合掌坐于右下,执事弟子名善觉,相对而坐。佛父名为记得,佛母名为善枝,身着王者衣冠坐于左右两角。画面上端金书《拘留孙佛偈》,汉文为:“见身无实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

拘那含牟尼佛偈图

拘那含牟尼佛偈图,偈图作拘那含牟尼佛,佛左手托钵,右手结说法印,结跏趺坐。是佛于乌暂婆罗树下成佛,二神足弟子舒盘那多、郁多罗持锡侍立两侧,右下为奉侍弟子安和,其对坐者为佛子王军。

拘那舍牟尼佛是过去七佛中的第五佛,其名意为金色仙、金寂。拘那舍牟尼佛结跏趺坐于画面中央,其右手施转法轮印,左手托钵于腹前。其左右两侧随侍弟子舒盘那多,持锡杖者郁多罗。右下为奉侍弟子安和,与之对坐者为佛子王军,左右下角分别为佛父大德,母名善胜,种姓为婆罗门。画面上端金书《拘那舍牟尼佛偈》,汉文为:“佛不见身知是佛,若实有知别无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于生死。”

迦叶佛偈图

迦叶佛偈图,偈图作迦叶佛,佛右手施与愿印,左手握袈裟,结跏趺坐。是佛于尼拘律树下成佛,二弟子提舍、婆罗婆常随佛左右。

迦叶佛为过去七佛中的第六佛,贤劫千佛之第三佛。其名意为饮光佛。《长阿含经》中记载其出生时,人寿两万岁。本幅唐卡上端所书《迦叶佛偈》汉文为:“一切众生性情净,从本无生无所灭,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无罪福。”画面正中绘迦叶佛,结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上。其右手外展,施予愿印,左手置前胸,手捻袈裟一角。左右随侍提舍、婆罗婆二高足,座前捧经比丘为迦叶佛执事弟子善友,对坐着为佛子,名为集军。左右角为佛之父母,其父名为梵德,母名为财主,婆罗门种姓。

释迦牟尼佛偈图

释迦牟尼佛偈图,偈图作释迦牟尼佛,佛右手结说法印,左手托钵,结跏趺坐于莲座上,莲花生于水中。佛陀左侍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右恃智慧第一的舍利

释迦牟尼佛位居过去七佛之末,以教法论则为现在佛。其名意为能仁、寂静。释迦牟尼唐卡顶端书有《释迦牟尼佛偈》,汉文为:“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右手胸前结说法印,左手托钵。左右随侍的是其弟子,“神通第一”的目犍连与“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右下执事弟子为释迦牟尼堂弟阿难,以“多闻第一”著称,与其对坐,且头顶生肉髻者为佛子罗睺罗。左右两角,则为佛父净饭王与佛母摩耶夫人,刹帝力种姓。

七佛的出身记载于《七佛经》、《七佛父母姓字经》以及《景德传灯录》中,七者都曾经“住持教化、宣说法教、调伏有情、戒行仪范、受持衣钵、求证菩提”,体现强烈的入世与救世思想。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罗文华所著《龙袍与袈裟》中曾讨论,乾隆与七佛的渊源可上溯至乾隆二十年,乾隆命人以楠木装匣安放妙应寺(今白塔寺)之七佛偈三轴,并由此开始成造与七佛有关的法物,法物上之七佛像先绘后雕,式样照宫中供奉之旃檀佛成做,两岸故宫现存有以不同材质雕做之七佛法物,如乾隆二十二年宫中以广榔木所制的七佛钵盂,乾隆二十三年所做棕竹七佛钵,以白玉染色所制七佛钵、铜胎剔红七佛钵、乾隆七佛海螺以及青金石海螺等。这些以七佛为主题的法物,显示出七佛偈早年的图像样式为佛像与佛偈的简单组合。

直到乾隆四十二年,六世班禅向乾隆进贡一套布本彩绘七佛偈唐卡(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乾隆不识唐卡所绘内容,便求教于章嘉国师。章嘉呼土克图精通满、藏、蒙、汉等语言,其著作等身,并且被奉为蒙藏佛典的圭臬。其与清宫的渊源可上溯至雍正二年,时值罗卜藏丹津叛乱事发,当时刚被确立为转世灵童的章嘉若必多吉在抚远大将军的护送下来到京城,居于前辈章嘉国师驻锡地嵩祝寺。雍正时期,其与皇四子弘历等皇子一同学经,并于雍正十二年(1734)被封为“灌顶普善广慧大国师”。乾隆与章嘉国师的同窗关系为藏传佛教在宫廷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乾隆十年(1745),乾隆更在章嘉国师面前跪受为上乐金刚灌顶,修行藏传密法,并在乾隆十六年(1751)赐予其“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之印。

在章嘉国师的帮助下,乾隆皇帝方知班禅所贡乃过去七佛唐卡,便请国师考证唐卡所绘内容,考察藏汉佛典的有关记载,确认各尊佛像、父母、神足、侍者、弟子之名号及其种姓与驻地,并对这种配置完备的七佛偈十分尊崇。随后,宫中便出现各式以七佛偈为题材的唐卡,至此,七佛偈唐卡的面貌为之一变,从以往的佛像与偈文的简单组合,演变成西藏七佛偈唐卡的形式,画出每尊佛的父母、神足与弟子的形象,并配以藏文名号,并以墨刻填金、墨刻填朱等方式营造不同效果,供奉于宫中佛堂或赐往西藏,亦成为宫中唐卡的主要题材之一。

汉满蒙藏四种字体金书文字七佛偈

唐卡上方为汉满蒙藏四种字体金书文字七佛偈

此套唐卡按照宫廷唐卡制式,画面边缘皆绘描金双框,外框上下绘双龙戏珠,两侧书双龙逐宝图案,内框左右两侧八宝图案,内框上下为七珍图案,符合宫廷宗教仪规。栏四隅以汉满蒙藏四体文字署“乾隆丁酉钦定”落款。唐卡上方为汉满蒙藏四种字体金书文字七佛偈,此种制式常见于清宫佛教珍品,例如:紫檀及金铜佛龛、西藏进奉佛像和唐卡题签等,皆是以汉满蒙藏四种文字记录。唐卡画心部分则是按照六世班禅向乾隆进贡一套布本彩绘七佛偈唐卡为模本绘制,有所不同的是,此套唐卡中的主尊画像则更加精细,面部及衣褶处理更接近于清代乾隆时期北京宫廷造像风格。

这种模式的石碑现在在北海公园还有所保留。这种模式的石碑阴刻图像在北海公园保存至今,而且乾隆皇帝还命人将《七佛塔碑记》做成册页供在泽春轩中。今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存有毕晓普(Heber Reginald Bishop)旧藏的一套《御制七佛塔碑记》玉册。其内容与北海七佛塔碑内容一致。

北海七佛塔和塔亭,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北海公园“大琉璃宝殿”(琉璃阁)前面,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呈八角形的七佛塔建在塔亭内。塔通高11.2米,分台基、塔身、塔剎三大部分。塔朝南辟一近似火焰的塔门,门高2.1米,阔0.72米,正面额上刻有“古塔重兴”四个大字,东西两面均刻有“阿弥陀佛”四字。塔上镶刻七世佛、阴文像及乾隆皇帝御题《七佛塔碑记》。塔后有一座高大精美的建筑叫“琉璃阁”,阁的外壁嵌五彩琉璃花饰与佛像,院的四角原各有亭子一座,由回廊连接,整体格局规正,气势非凡。七佛塔亭的八角形琉璃屋脊承托着一座覆钵式鎏金小塔,它由琉璃砖砌成八角形须弥座,座上为覆钵式塔身,塔身两侧设有垂珥,塔身上部为塔剎,塔剎由华盖和宝珠构成。清代乾隆皇帝在大慈真如宝殿后为供奉七世佛像修建藏式塔亭一座,将七佛的种族、姓名、神足、执事弟子、佛子以及父母姓名等分别刻在7块石碑上,并御制《七佛塔碑记》以记之。七佛塔的塔亭设计、线刻佛像、所刻碑文等对研究清代的石刻艺术和民族关系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宫旧藏一套七佛唐卡,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其背后有白绫提签,上以墨书汉、满、蒙、藏四体文字,记载锲石立碑经过,汉文有“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初一日,钦命照班禅额尔德尼所贡番像佛七轴,考定次序及七佛父母眷属,并以佛偈译成四体各书其上者,泐石摹搨,用广流传,永成胜果。”从这段文字可佐前文所述,乾隆皇帝便依照唐卡内容考证七佛之次序,其父母、眷属,并做四体文字佛偈于唐卡上方,并刻于石上,以供传摹复拓,而与清宫所藏七佛唐卡相同,本套唐卡即为其中一套传拓本。

北京柏林寺住持澄海抄录的乾隆亲撰《御制七佛塔碑记》全文

北京柏林寺住持澄海抄录的乾隆亲撰《御制七佛塔碑记》全文

本套唐卡的其中一幅,为柏林寺住持澄海在抄录乾隆所撰《御制七佛塔碑记》之文。文章记载:“七佛塔建于太液,自乾隆丁酉年告成时即以墨印。颁赐万古柏林寺悬供,越百四十四年,岁次辛酉,希白居士增德入剎瞻礼,因香云久护,恐再历岁月莫观慈容,发愿洗尘装金造玻璃壁龛俾相好,永明不入坏劫,并恭录原碣。御笔七佛种性眷属传灯源流一并供奉以详考证谨志,住持澄海谨识。”可知此套七佛偈唐卡乃乾隆丁酉年由宫中御赐予柏林寺,保存至今,殊为难得。

有关本组唐卡的背景资料,由于北京故宫也有相同的典藏,根据故宫七佛唐卡上的白绫题记:“钦命照班禅额尔德尼所贡番佛像七轴,考定次序及七佛父母眷属并以佛偈译成四体各书其上者,永成胜果。”

柏林寺为汉佛佛教寺院,原为京内八刹之一。始建于元朝至正七年(1347),后于明代正统十二年(1447)重建,分别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为祝康熙帝六十寿辰、乾隆二十三年(1758)拨巨款进行重修,康熙帝更特赐“万古柏林”匾额悬挂正殿内。柏林寺曾作为清代皇家的藏经馆,自乾隆时起被用于保存龙藏经版,这也是我国现存唯一一部较为完整的龙藏经版。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对柏林寺进行重修,乾隆皇帝亲自撰写碑文、匾额和对联,并写下了《柏林寺拈香诗》,诗云:“柏林古剎炳长安,岁久榱题惜废残。况是近临跃龙邸,特教重焕散花坊。”

除唐卡以外,柏林寺亦曾接受过御赐瓷器,据《清文件》记载:“乾隆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将碹得画各样花卉木样四件并原样盘二件持进,交太监毛团呈览。奉旨:准照画‘佛日常明’字黄地青番花盘样式作七寸盘、五寸盘,大碗、小碗俱照此花卉样做。钦此。”2016年保利华谊(上海)首场拍卖上,曾有一件带有“柏林寺制”款的粉彩“佛日常明”碗,此碗彩料亮丽,画工极尽精细,即为宫廷定烧后送予皇家寺院之供瓷,署寺名款者极为少见,可见清代皇室对柏林寺颇为重视。

图文来源: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官网

责任编辑: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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