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极致的花鸟嫁接图像造型|花鸟嫁接图像考⑤

2018-02-26 | 文/李静杰 | 来自:中华佛文化网  分享:

笈多王朝不仅缔造印度古典文化的黄金时代,而且为亚洲文化艺术繁荣注入勃然生机。笈多王朝创造的花鸟嫁接式图像,亦即鸟雀前身与缠枝蔓草后身嫁接合成的艺术造型,构思巧妙,绚丽多姿,书写了装饰纹样史上光辉的一页,成为笈多时代与后笈多时代的标志性文化物象,一直延续到帕拉时代乃至更晚。初唐时期印度花鸟嫁接式图像传播到汉文化地区,中国借用传统凤凰图像加以改造和创新,形成具有大唐风韵的新样花鸟嫁接式图像,并盛行于武周、盛唐时期,中晚唐延绵发展,进而影响到辽、宋前期。

花鸟嫁接式图像无论在印度还是中国都有一定数量遗存,因其与众不同的表现而令人记忆深刻。

中国花鸟嫁接式图像亦与笈多系缠枝蔓草伴生,基于细部造型的差异,可以分为后身作漩涡形或波浪形花鸟嫁接式图像、口衔绶带花鸟嫁接式图像、人与花鸟嫁接式图像、枝叶形花鸟嫁接式图像四种表现形式。其鸟雀形体基本采用中国传统的凤凰造型,头部类似公鸡,尾羽更换为缠枝蔓草。

人与花鸟嫁接式图像

这种图像包含人体上身、鸟雀两足和两翼以及缠枝蔓草后身,系人与花、鸟组合在一起的表现。人体头部束发饰花或顶戴花冠,类似于菩萨、飞天造型,鸟雀两足和缠枝蔓草后身部分与前述两组花鸟嫁接式图像一致。显然,该造型就是在以往花鸟嫁接式图像的基础上,再嫁接人体的结果。其人形鸟或执物供养,或奏乐,或舞蹈,大体扮演着佛教天龙八部之乐舞神的角色。根据缠枝蔓草整体形状及枝叶细部表现的差异,亦可以分为三组。

第一组,尾羽表现为波浪形缠枝蔓草,但保留着漩涡形缠枝蔓草的半圆状轮廓。实例如西安长安区庞留村唐开元二十五年(737)武惠妃墓石椁(图59)、蒲城三合村唐开元二十九年(741)让皇帝李宪墓石椁(图60)、五岛美术馆藏武周至盛唐铜镜(图61),前两者出自关中地区皇室成员墓葬,暗示这种新出装饰纹样制作于官府作坊以及较早地服务于达官贵人的事实。后者头冠系宝缯,身后系绶带,则来源于波斯萨珊文化因素。

图59 西安长安区庞留村武惠妃墓石椁线图 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出自《四川文物》2013年3期第69页图11)(唐玄宗妻武惠妃(贞顺皇后)于开元二十五年(737)亡殁,入葬敬陵,石椁于2005年被盗掘出土,之后经香港倒卖美国,2010年追索回国后入藏陕西历史博物馆。2007年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抢救发掘敬陵,其中出土有“贞顺”字样哀册。)

图59 西安长安区庞留村武惠妃墓石椁线图 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出自《四川文物》2013年3期第69页图11)(唐玄宗妻武惠妃(贞顺皇后)于开元二十五年(737)亡殁,入葬敬陵,石椁于2005年被盗掘出土,之后经香港倒卖美国,2010年追索回国后入藏陕西历史博物馆。2007年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抢救发掘敬陵,其中出土有“贞顺”字样哀册。)

图60 蒲城三合村唐让皇帝李宪墓石椁线图 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出自《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第190页图195)

图60 蒲城三合村唐让皇帝李宪墓石椁线图 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出自《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第190页图195)

图61 五岛美术馆藏铜镜 武周至盛唐(出自《西遊記のシルクロード·三蔵法師の道》第155页图版105)(直径29.4厘米,东京五岛美术馆藏。)

图61 五岛美术馆藏铜镜 武周至盛唐(出自《西遊記のシルクロード·三蔵法師の道》第155页图版105)(直径29.4厘米,东京五岛美术馆藏。) 

第二组,尾羽表现为波浪形缠枝蔓草,朝向后上方自由伸展,摆脱了半圆形状的束缚。实例如安西榆林窟中唐第25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图62)、敦煌莫高窟中唐第158窟东壁金光明经变(图63)、敦煌莫高窟五代第61窟南壁阿弥陀经变(图64),均属于河西走廊中晚唐遗迹,就表现形式来看,显然来自唐两京地区造型因素影响,实际其经变载体粉本,本来就源于两京地区。

图62 安西榆林窟第25窟观无量寿经变局部 中唐(出自《敦煌石窟艺术·榆林窟第二五窟附一五窟(中唐)》图版112)

图62 安西榆林窟第25窟观无量寿经变局部 中唐(出自《敦煌石窟艺术·榆林窟第二五窟附一五窟(中唐)》图版112)

图63 敦煌莫高窟第158窟金光明经变局部 中唐(出自《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一五八窟(中唐)》图版183)

图63 敦煌莫高窟第158窟金光明经变局部 中唐(出自《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一五八窟(中唐)》图版183)

图64 敦煌莫高窟第61窟阿弥陀经变局部 五代(出自《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六一窟(五代)》第123页图版70)

图64 敦煌莫高窟第61窟阿弥陀经变局部 五代(出自《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六一窟(五代)》第123页图版70) 

第三组,尾羽由从前的波浪形缠枝蔓草转变为连续长叶片形。实例如南京禅众寺五代前后舍利银函(图65),其尾羽兼有叶片、翎毛特征,这是五代以来花鸟嫁接式图像的共同特征,同时,该尾羽大体作半圆形状,还残留着盛唐漩涡形花鸟嫁接式图像的痕迹。

图65 南京禅众寺舍利银函 五代前后(出自《中国纹样大系·3·隋唐五代卷》第521页图版201-4)(高12.4厘米,宽8厘米,侧宽9.7厘米,1960年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出土,镇江市博物馆藏。)

图65 南京禅众寺舍利银函 五代前后(出自《中国纹样大系·3·隋唐五代卷》第521页图版201-4)(高12.4厘米,宽8厘米,侧宽9.7厘米,1960年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出土,镇江市博物馆藏。) 

上述实例为花鸟嫁接式图像的另一种变异造型,流行于盛唐至五代前后,其尾羽变化一如花鸟嫁接式图像基本造型。

那么,出现人与花鸟嫁接式图像的缘由何在?如上所见,第二、三组实例均与佛教有关,又多出现在以西方净土经变为主的图像之中,正是西方净土经典中描述的迦陵频伽之鸟,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经典中没有言及该鸟带有人形特征,但说其妙音声“若天若人”,大概因此记述而付诸造型。就这种图像的佛教属性推测,从理论上讲其最初应出现在两京地区的佛教寺院,也就是说当时可能存在比前述关中地区开元后期葬具更早的壁画类人与花鸟嫁接式图像。

中央邦桑奇第1塔北门外面(图66),出现四身人鸟嫁接式图像,手执花环礼拜佛塔,这是最初出现的人体上身与鸟雀后身组合图像,从配置环境来看应作为天人表现,难以说就是迦陵频伽造型。自此例公元1世纪人鸟嫁接式图像出现以后,印度几乎没有发现后继作品,是否能够和中国盛唐人与花鸟嫁接式图像联系起来,尚且不能遽下结论。

图66 中央邦桑奇第1塔北门外面横梁 1世纪

图66 中央邦桑奇第1塔北门外面横梁 1世纪 

人鸟嫁接式图像并非是印度特有的文化现象,也见于中国上古、中古神话传说中。诸如战国迄西汉相继编纂成书的《山海经》记载,“东方句芒鸟身人面”,安徽萧县出土东汉画像石刻画二人面鸟身像相对而立,表明早在东汉已经付诸造型。晋代葛洪记载千秋、万岁亦作人首鸟身形象,河南邓县出土约6世纪上半叶画像砖刻画“千秋、万岁”图像(图67),以及磁县湾漳村北齐大墓墓道东西壁前部上方绘制分别作男女形貌的人首鸟身像,也应该是同类图像,证实魏晋南北朝时期千秋、万岁作为长生不老物象流行于社会。无论句芒,抑或千秋万岁,此类基于中国神话传说造型的图像,作人首鸟身形象,推测两者有共同的神话来源,只是名称有别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这不同于前述迦陵频伽图像所见人体上身与鸟雀后身嫁接式表现,似乎说明后者另有来源。

图67 邓县墓出土画像砖 约6世纪上半叶(出自《魏晋南北朝文化》第97页图Ⅳ23)(其“万岁”图像兽首鸟身,与《抱朴子内篇》记述有所出入。)

图67 邓县墓出土画像砖 约6世纪上半叶(出自《魏晋南北朝文化》第97页图Ⅳ23)(其“万岁”图像兽首鸟身,与《抱朴子内篇》记述有所出入。) 

西安未央区井上村北周大象二年(580)凉州萨保史君墓石椁(图68),刻画祆教祭祀作人体上身与鸟雀后身嫁接式表现,其原型见于中亚粟特人陶棺图像,系粟特文化因素在汉文化地区的再现。这种图像提供了中国迦陵频伽另一来源的可能性。

图68 西安未央区井上村凉州萨保史君墓石椁 北周大象二年(580)(凉州萨保史君为中亚史国人,北周大象元年(579)亡殁,大象二年(580)合葬入土,2003年发掘。)

图68 西安未央区井上村凉州萨保史君墓石椁 北周大象二年(580)(凉州萨保史君为中亚史国人,北周大象元年(579)亡殁,大象二年(580)合葬入土,2003年发掘。)

据目前已知资料,中国最早的人体上身与鸟雀后身嫁接合成的迦陵频伽图像,见于敦煌莫高窟初唐第321窟主室后壁佛龛左侧,以及该窟群初唐第329窟主室南壁阿弥陀经变中,但还未出现作缠枝蔓草形的尾羽造型,就文化的先进性和流动性而言,同时期唐两京地区也应该存在这种图像。那么,初唐所见迦陵频伽继承了印度纪元前后同种表现,还是与此前在中国流行的祆教人形鸟图像关联,不得而知,只是初唐迦陵频伽造型更接近前者而已。推测在武周前后,至迟于盛唐前段,这种迦陵频伽造型与缠枝蔓草结合起来,形成人与花鸟嫁接式图像。

在中国佛教图像之中还存在一身二头的共命鸟图像,这种特异造型来源于佛教经典,其出现时间则晚于迦陵频伽,而且尾羽作缠枝蔓草表现,可能造型之初参考了当时业已形成的迦陵频伽图像。实例如榆林窟中唐第25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图69),除一身二头的特征外,无异于该窟同一铺经变中迦陵频伽。

图69 榆林窟第25窟观无量寿经变局部 中唐(出自《敦煌石窟艺术·榆林窟第二五窟附一五窟(中唐)》图版113)

图69 榆林窟第25窟观无量寿经变局部 中唐(出自《敦煌石窟艺术·榆林窟第二五窟附一五窟(中唐)》图版113)

如上所见,人与花鸟嫁接式图像,推测系在花鸟嫁接式图像基本造型的基础上,加上迦陵频伽造型因素,从而形成的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图像。

枝叶形花鸟嫁接式图像

这种花鸟嫁接式图像,不仅鸟雀后身,连鸟雀前身也一并植物化。基于造型的微观差异,现存实例可以细分为两组。

第一组,利用形态变换的枝叶表现鸟雀形体。鸟雀之头、两足、两翼与尾羽分别由一、二叶片组成,各个叶片通过枝茎连缀在一起,构成鸟雀形体轮廓。实例如蒲城三合村唐开元二十九年(741)让皇帝李宪墓石椁(图70-1、70-2)、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盛唐前后鎏金银罐(图71-1、71-2、71-3),此类图像稀少却十分珍贵,由前者推定后者的年代大概不会超出盛唐界限。此二者鸟雀口衔花枝,花枝又绕鸟雀一周或半周,整体仿佛一朵团花,富丽堂皇。

图70-1 蒲城三合村让皇帝李宪墓石椁立柱拓本 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出自《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第179页图186)

图70-1 蒲城三合村让皇帝李宪墓石椁立柱拓本 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出自《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第179页图186)

图70-2 蒲城三合村让皇帝李宪墓石椁立柱线图 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出自《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第178页图185)

图70-2 蒲城三合村让皇帝李宪墓石椁立柱线图 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出自《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第178页图185)

图71-1 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鎏金银罐 盛唐前后(通高24厘米,1970年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图71-1 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鎏金银罐 盛唐前后(通高24厘米,1970年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图71-2 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鎏金银罐局部 盛唐前后

图71-2 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鎏金银罐局部 盛唐前后

图71-3 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鎏金银罐局部线图 盛唐前后(出自《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第274页图72)

图71-3 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鎏金银罐局部线图 盛唐前后(出自《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第274页图72)

第二组,利用枝叶并借助几何形构图表现鸟雀形体。实例仅见于正仓院藏武周至盛唐紫檀琵琶(图72),在琵琶背面表现两对口衔花枝花鸟嫁接式图像,上方一对相向而飞,下方一对背向而飞。鸟雀之头作一叶片状,两翼作规整扇形,头与两翼各部位以不同颜色相间排列,以示多彩的羽毛。尾羽表现为三列绵长而柔软的枝叶,叶间饰以花朵,显然意在模仿凤凰造型。

图72 正仓院藏紫檀琵琶 武周至盛唐(出自增补改订本《正倉院宝物·南倉》图版131)(长89.7厘米。)

图72 正仓院藏紫檀琵琶 武周至盛唐(出自增补改订本《正倉院宝物·南倉》图版131)(长89.7厘米。) 

枝叶形花鸟嫁接式图像,脱胎于一般化花鸟嫁接式图像,又超出以往程式化的设计逻辑,艺术构思几近极致,可谓装饰纹样史上一项伟大创举。

如上所见,中国花鸟嫁接式图像以印度同类图像为基础进行了中国化改造,并获得长足发展。后身作漩涡形花鸟嫁接式图像产生于初唐高宗时期,武周至盛唐时期获得高度发展,该图像最接近印度祖形。后身作波浪形花鸟嫁接式图像从前者发展而来,出现于盛唐而主要流行于中晚唐时期。五代前后,花鸟嫁接式图像尾羽由从前的缠枝蔓草转变为连续长叶片形,并延续到辽宋早期。口衔绶带花鸟嫁接式图像已知实例仅见于盛唐时期,在上述基本造型的基础上吸收波斯文化因素形成。人与鸟花嫁接式图像产生于盛唐时期,一直延续到辽宋早期,其尾羽的时间变化一如上述基本造型,系典型的中国化花鸟嫁接式图像。枝叶形花鸟嫁接式图像已知实例仅流行于盛唐时期,将印度笈多王朝以来花鸟嫁接式图像造型推向极致,再次见证了大唐文化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综上所述,花鸟嫁接式图像创始于印度笈多时代,后笈多时代与帕拉时代延续发展,波及印度河流域之外的印度大部版图。印度先后出现并流行后身作浪花形、漩涡形花鸟嫁接式图像以及口衔串珠花鸟嫁接式图像。初唐高宗前后,印度花鸟嫁接式图像粉本传入中国,关中地区率先利用传统的凤凰图像改造为中国化形式,武周至盛唐时期最为流行,一直延续到五代前后,唐两京所在的中原地区始终是中心发展区域。中国花鸟嫁接式图像基本造型中作为尾羽表现的缠枝蔓草由漩涡形、波浪形到连续长叶片形变化有序,还流行变异造型的口衔绶带、人与花鸟嫁接以及枝叶形花鸟嫁接式图像,极大地丰富了此类图像的艺术内涵,超越了印度花鸟嫁接式图像的发展规模和程度。同源而不同流的花鸟嫁接式图像已经成为中印文化史上的双璧。 

作者:李静杰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本文摘自《印度花鸟嫁接式图像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

文内未注明出处的图片均由作者实地拍摄

原文刊载于《敦煌研究》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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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葛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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