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枝蔓草凤凰,融汇多样文化|花鸟嫁接图像考④

2018-02-22 | 文/李静杰 | 来自:中华佛文化网  分享:

笈多王朝不仅缔造印度古典文化的黄金时代,而且为亚洲文化艺术繁荣注入勃然生机。笈多王朝创造的花鸟嫁接式图像,亦即鸟雀前身与缠枝蔓草后身嫁接合成的艺术造型,构思巧妙,绚丽多姿,书写了装饰纹样史上光辉的一页,成为笈多时代与后笈多时代的标志性文化物象,一直延续到帕拉时代乃至更晚。初唐时期印度花鸟嫁接式图像传播到汉文化地区,中国借用传统凤凰图像加以改造和创新,形成具有大唐风韵的新样花鸟嫁接式图像,并盛行于武周、盛唐时期,中晚唐延绵发展,进而影响到辽、宋前期。

花鸟嫁接式图像无论在印度还是中国都有一定数量遗存,因其与众不同的表现而令人记忆深刻。

中国花鸟嫁接式图像亦与笈多系缠枝蔓草伴生,基于细部造型的差异,可以分为后身作漩涡形或波浪形花鸟嫁接式图像、口衔绶带花鸟嫁接式图像、人与花鸟嫁接式图像、枝叶形花鸟嫁接式图像四种表现形式。其鸟雀形体基本采用中国传统的凤凰造型,头部类似公鸡,尾羽更换为缠枝蔓草。

后身作漩涡形或波浪形花鸟嫁接式图像

这种花鸟嫁接式图像,后身以缠枝蔓草表现的尾羽部分,向后上方呈漩涡形卷曲成半圆状,或呈波浪形横向伸展。基于载体的不同,或成对表现或单身表现。根据缠枝蔓草整体形状及枝叶细部表现的差异,可以分为三组。

第一组,尾羽表现为漩涡形缠枝蔓草,有的鸟雀口衔花枝。首先,关中地区礼泉昭陵唐龙朔三年(663)新城县长公主墓石门楣(图38)、咸阳杨陵区家和园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沙州刺史李无亏墓石门楣(图39)、蒲城桥陵村唐开元十二年(724)惠庄太子李撝墓石门楣(图40),均采用减地平雕附加线刻方式表现,艺术风格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作为尾羽表现的缠枝蔓草比较分散,似乎更接近传统凤凰的造型特征,反映了印度笈多系缠枝蔓草与中国凤凰嫁接的原始形态。后两者尾羽之缠枝蔓草紧密相连,卷曲成半圆状,形成典型的唐代花鸟嫁接式图像。上述葬具之所以能够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装饰纹样,与这些墓主拥有皇室成员或勋臣的身份不无关联。

图38 礼泉昭陵新城县长公主墓石门楣拓本 唐龙朔三年(663)(出自《新城县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第116页图94-1)

图38 礼泉昭陵新城县长公主墓石门楣拓本 唐龙朔三年(663)(出自《新城县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第116页图94-1)

图39 咸阳杨陵区家和园沙州刺史李无亏墓石门楣拓本 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

图39 咸阳杨陵区家和园沙州刺史李无亏墓石门楣拓本 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

图40 蒲城桥陵村惠庄太子李撝墓石门楣线图 唐开元十二年(724)(出自《唐惠庄太子李墓发掘报告》第40页图23)

图40 蒲城桥陵村惠庄太子李撝墓石门楣线图 唐开元十二年(724)(出自《唐惠庄太子李墓发掘报告》第40页图23)

其次,约武周至盛唐八瓣葵花形铜镜,如私人收藏的唐代铜镜之一(图41)、私人收藏的唐代铜镜之二(图42),以及西安东郊郭家滩出土武周至盛唐黄金饰品(图43)、正仓院藏武周至盛唐刺绣(图44)、正仓院藏武周至盛唐彩绘箱(图45),分属不同种类的手工艺品,但表现的花鸟嫁接式图像尾羽都是典型的漩涡形缠枝蔓草。其中,两面私人藏镜制作精良,可能系官府作坊制品,连同关中黄金饰品,应该都是当时有实力人家所有。后两者则是日本遣唐使带回的唐代物品,其后由光明皇后奉献给东大寺,大概来自西京长安。这种情况表明,武周至盛唐时期花鸟嫁接式图像已经普及开来,用作多种手工艺品的装饰纹样。这些手工艺品可能大多产于两京地区,使用对象也基本限于贵族阶层,或用作邦交礼物。

 图41 私人收藏的铜镜之一 武周至盛唐(出自《唐代铜镜与唐诗》第137页图版54)(直径27.8厘米,李经谋藏。)

图41 私人收藏的铜镜之一 武周至盛唐(出自《唐代铜镜与唐诗》第137页图版54)(直径27.8厘米,李经谋藏。)

图42 私人收藏的铜镜之二 武周至盛唐(出自《古镜今照·中国铜镜研究会成员藏镜精粹》图版209)(直径22.2厘米,狄秀斌藏。)

图42 私人收藏的铜镜之二 武周至盛唐(出自《古镜今照·中国铜镜研究会成员藏镜精粹》图版209)(直径22.2厘米,狄秀斌藏。)

图43 西安东郊郭家滩出土黄金打制图像 武周至盛唐(出自《宮廷の栄華:唐の女帝·則天武后とその時代展》图版47-2)(西安博物院藏。)

图43 西安东郊郭家滩出土黄金打制图像 武周至盛唐(出自《宮廷の栄華:唐の女帝·則天武后とその時代展》图版47-2)(西安博物院藏。)

图44 正仓院藏武周至盛唐花鸟纹刺绣 武周至盛唐(出自增补改订本《正倉院宝物·南倉》图版167)(高约40厘米。)

图44 正仓院藏武周至盛唐花鸟纹刺绣 武周至盛唐(出自增补改订本《正倉院宝物·南倉》图版167)(高约40厘米。)

图45 正仓院藏彩绘箱 武周至盛唐(出自增补改订本《正倉院宝物·中倉》图版73)(长60.7厘米,宽46.5厘米。)

图45 正仓院藏彩绘箱 武周至盛唐(出自增补改订本《正倉院宝物·中倉》图版73)(长60.7厘米,宽46.5厘米。)

约6世纪初叶邓县墓出土的画像砖浮雕王子乔吹笙引凤图像(图46),刻画了一只纤秀的凤凰口衔花枝乘风而来,是典型的秀骨清像审美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其凤凰与唐代花鸟嫁接式图像之鸟雀形体基本一致,尾羽作半圆状翻卷,但还不是缠枝蔓草。基本可以确认,唐代花鸟嫁接式图像是在传入汉地的印度花鸟嫁接式图像的图式和意趣的影响下,将中国传统凤凰图像与笈多系缠枝蔓草结合的结果,并没有直接借用印度固有的图像粉本。唐代咏镜诗也明确提及了镜背镂画双凤事情,说明当时人们确实以凤凰形体表现花鸟嫁接式图像。该画像砖凤凰口衔花枝的做法似乎是在中国独立产生的,还见于太原北齐武平二年(571)太尉徐显秀墓石门,这种表现可能成为初唐鸟雀口衔花枝造型的前身。

图46 邓县画像砖墓出土画像砖 约6世纪上半叶(出自《魏晋南北朝文化》第97页图Ⅳ24)(长38厘米,宽19厘米。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年)

图46 邓县画像砖墓出土画像砖 约6世纪上半叶(出自《魏晋南北朝文化》第97页图Ⅳ24)(长38厘米,宽19厘米。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年)

日本奈良出土约七八世纪之际铺地方砖浮雕花鸟嫁接式图像(图47),造型无异于关中地区武周至盛唐同类遗物,这是唐文化向日本传播的典型例证。

图47 日本铺地方砖 白凤时代(出自《西遊記のシルクロード·三蔵法師の道》图版168)(边长40厘米,奈良南法华寺藏。)

图47 日本铺地方砖 白凤时代(出自《西遊記のシルクロード·三蔵法師の道》图版168)(边长40厘米,奈良南法华寺藏。) 

第二组,尾羽表现为波浪形缠枝蔓草,或两条或一条向后方伸展,由第一组图像发展而来。诸如洛阳龙门奉先寺北岗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大智(义福)禅师碑(图48)、偃师杏园第2443号唐会昌三年(843)贺州刺史李郃墓出土铜镜(图49)、敦煌莫高窟晚唐第196窟背屏身光(图50),尾羽表现脱离了漩涡形缠枝蔓草的程式化造型,伸展自如,开始趋向于凤凰尾羽的本来形态。之所以出现这样情形,大概是因为纹样设计者不再满足于第一组那种尾羽作漩涡形缠枝蔓草表现,在保留以往花鸟嫁接式图像基本面貌的前提下,使尾羽尽可能接近鸟雀的自然形态。

 图48 洛阳龙门奉先寺北岗大智禅师碑侧面图像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出自《西安碑林名碑精粹———大智禅师碑》第6页图像)(石碑高202厘米,宽112厘米,西安碑林藏。)

图48 洛阳龙门奉先寺北岗大智禅师碑侧面图像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出自《西安碑林名碑精粹———大智禅师碑》第6页图像)(石碑高202厘米,宽112厘米,西安碑林藏。)

图49 偃师杏园第2443号贺州刺史李郃墓出土铜镜 唐会昌三年(843)(出自《偃师杏园唐墓》第215页图206)

图49 偃师杏园第2443号贺州刺史李郃墓出土铜镜 唐会昌三年(843)(出自《偃师杏园唐墓》第215页图206)

图50 敦煌莫高窟第196窟背屏身光 晚唐(出自《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八五窟附一九六窟(晚唐)》图版100)

图50 敦煌莫高窟第196窟背屏身光 晚唐(出自《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八五窟附一九六窟(晚唐)》图版100)

第三组,尾羽由从前的缠枝蔓草转变为连续长叶片形,向后方伸展,由第二组图像发展而来。诸如成都前蜀光天元年(918)国王王建墓出土外重宝盝盖银平脱图像(图51)、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鎏金银壶(图52-1、52-2)、阿鲁科尔沁旗辽会同四年(941)耶律羽之墓出土錾刻鎏金银盘(图53),与后者表现相近者还见于赤峰松山区辽应历九年(959)赠卫国王驸马墓出土鎏金银缨罩,相对第二组图像,作尾羽表现的每条叶片详尽地刻画叶脉,仿佛一根根的羽毛,呈现植物、羽毛混合形态,愈加接近凤凰尾羽本来的面貌。

图51 成都前蜀国王王建墓出土外重宝盝盖银平脱图像 光天元年(918)(出自《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第73页图73)

图51 成都前蜀国王王建墓出土外重宝盝盖银平脱图像 光天元年(918)(出自《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第73页图73)

图52-1 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鎏金银壶(出自《内蒙古珍宝·金银器》图版155)(高16.4厘米,2003年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52-1 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鎏金银壶(出自《内蒙古珍宝·金银器》图版155)(高16.4厘米,2003年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52-2 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鎏金银壶局部(出自《内蒙古珍宝·金银器》图版155)

图52-2 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鎏金银壶局部(出自《内蒙古珍宝·金银器》图版155)

图53 阿鲁科尔沁旗辽耶律羽之墓出土錾刻鎏金银盘 会同四年(941)(出自《契丹风韵———内蒙古辽代文物珍品展》第62页图像)(口径18.4厘米,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53 阿鲁科尔沁旗辽耶律羽之墓出土錾刻鎏金银盘 会同四年(941)(出自《契丹风韵———内蒙古辽代文物珍品展》第62页图像)(口径18.4厘米,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上述实例为花鸟嫁接式图像的基本造型,尾羽表现由初盛唐时期的漩涡形缠枝蔓草,到盛中晚唐时期的波浪形缠枝蔓草,再到五代和辽宋早期的连续长叶片形,演化井然有序。

柬埔寨吴哥约12世纪末叶巴戎寺列柱浮雕(图54),在圆圈中表现两只凤凰首尾相逐,共衔一条花枝,其构图及母题并非东南亚或印度图像所有,具有典型的中国花鸟图像特征。两只凤凰尾羽一者作连环卷草形状,另一者作连续叶片形状,此系宋代图像影响下的产物。

图54 柬埔寨吴哥巴戎寺列柱浮雕 12世纪末(巴戎寺位于柬埔寨吴哥王国吴哥城中心,为12世纪末叶前后国王闍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Ⅶ)所建,系佛教、印度教混合寺院。)

图54 柬埔寨吴哥巴戎寺列柱浮雕 12世纪末(巴戎寺位于柬埔寨吴哥王国吴哥城中心,为12世纪末叶前后国王闍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Ⅶ)所建,系佛教、印度教混合寺院。)

口衔绶带花鸟嫁接式图像

这种花鸟嫁接式图像以口衔绶带为特征,无疑受到了波斯萨珊造型艺术的影响。凤凰、缠枝卷草、绶带融汇造型,意味着中国、印度、波斯三大文化因素交织在一起。

已知葬具仅见于万荣皇甫村唐开元九年(721)驸马都尉薛儆墓石门楣(图55-1、55-2),作为尾羽表现的缠枝蔓草呈波浪形,与上组同种表现者一致。还见于多面约武周至盛唐时期的八瓣葵花形铜镜,诸如西安高楼村14号唐墓出土铜镜(图56),以及洛阳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等处所藏铜镜,此诸铜镜的外形及主题花鸟嫁接式图像表现几乎一致,作为尾羽表现的缠枝蔓草向后上方呈漩涡形卷曲成半圆状,与上组同种表现者别无二致。诸镜的区别在于用于填充空白的花卉表现存在些许差异,表明此诸铜镜在遵循共同图像模式的同时,各自进行了细部改造。这些葬具和铜镜发现于两京周围地区,可能都出自官府手工业作坊。

图55-1 万荣皇甫村驸马都尉薛儆墓石门楣拓本 唐开元九年(721)(出自《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第26页图23)

图55-1 万荣皇甫村驸马都尉薛儆墓石门楣拓本 唐开元九年(721)(出自《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第26页图23)

图55-2 万荣皇甫村驸马都尉薛儆墓石门楣线图 唐开元九年(721)(出自《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图版14-2)

图55-2 万荣皇甫村驸马都尉薛儆墓石门楣线图 唐开元九年(721)(出自《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图版14-2)

图56 西安高楼村14号唐墓出土铜镜 武周至盛唐(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图56 西安高楼村14号唐墓出土铜镜 武周至盛唐(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新疆吐木舒克Toqquz-sarai大寺院遗址B地点出土的柱子断片(图57),在联珠圆圈内表现鸟雀口衔绶带,作为尾羽表现的缠枝蔓草向后上方呈漩涡形卷曲成半圆状,与唐两京地区花鸟嫁接式图像造型近乎相同,应为七八世纪安西都护府统治时期的遗物。然而,在中原北方尚且没有发现表现在联珠圈内的花鸟嫁接式图像,推测造型期间同时吸收了唐文化和波斯萨珊文化因素,萨珊因素可能来自中亚地区。

 图57 吐木舒克Toqquz-sarai大寺院遗址B地点出土柱子断片 七八世纪(出自《シルクロード大美術展》第90页图版87)(高23厘米,宽20.5厘米,巴黎吉美博物馆藏。)

图57 吐木舒克Toqquz-sarai大寺院遗址B地点出土柱子断片 七八世纪(出自《シルクロード大美術展》第90页图版87)(高23厘米,宽20.5厘米,巴黎吉美博物馆藏。) 

敦煌莫高窟五代第61窟天井边饰(图58)鸟雀口衔结蝴蝶结的绳索,绳索尾端坠花饰,应由从前口衔绶带的表现发展而来。尾羽由缠枝蔓草转变为连续长叶片形,但依然保持着近似半圆状的特征。

 图58 敦煌莫高窟五代第61窟天井边饰 五代(出自《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六一窟(五代)》第46页图版4)

图58 敦煌莫高窟五代第61窟天井边饰 五代(出自《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六一窟(五代)》第46页图版4) 

上述实例为花鸟嫁接式图像的变异造型,中原地区主要流行于盛唐时期,唐朝文化势力所及的西部边远地区也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

作者:李静杰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本文摘自《印度花鸟嫁接式图像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

文内未注明出处的图片均由作者实地拍摄

原文刊载于《敦煌研究》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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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葛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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