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原到西域的缠枝蔓草纹样|花鸟嫁接图像考③

2018-02-12 | 文/李静杰 | 来自:中华佛文化网  分享:

笈多王朝不仅缔造印度古典文化的黄金时代,而且为亚洲文化艺术繁荣注入勃然生机。笈多王朝创造的花鸟嫁接式图像,亦即鸟雀前身与缠枝蔓草后身嫁接合成的艺术造型,构思巧妙,绚丽多姿,书写了装饰纹样史上光辉的一页,成为笈多时代与后笈多时代的标志性文化物象,一直延续到帕拉时代乃至更晚。初唐时期印度花鸟嫁接式图像传播到汉文化地区,中国借用传统凤凰图像加以改造和创新,形成具有大唐风韵的新样花鸟嫁接式图像,并盛行于武周、盛唐时期,中晚唐延绵发展,进而影响到辽、宋前期。

花鸟嫁接式图像无论在印度还是中国都有一定数量遗存,因其与众不同的表现而令人记忆深刻。

中国花鸟嫁接式图像亦与笈多系缠枝蔓草伴生,基于细部造型的差异,可以分为后身作漩涡形或波浪形花鸟嫁接式图像、口衔绶带花鸟嫁接式图像、人与花鸟嫁接式图像、枝叶形花鸟嫁接式图像四种表现形式。其鸟雀形体基本采用中国传统的凤凰造型,头部类似公鸡,尾羽更换为缠枝蔓草。

笈多系缠枝卷草纹样在中国的流行

中国流行的笈多系缠枝蔓草亦可细分为简洁疏朗、繁缛稠密两种表现形式,前者出现的时间早于后者,两种形式长期并存。

简洁疏朗型缠枝蔓草图像在中原北方约流行于初唐高宗时期,分布在以西京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已知的三个实例均见于唐太宗李世民昭陵陪葬冢出土的葬具中,即礼泉烟霞新村唐显庆四年(659)司徒尉迟敬德墓志盖(图28)、礼泉昭陵唐龙朔三年(663)新城县长公主墓石棺(图29)、礼泉西周村唐上元二年(675)右骁卫大将军阿史那忠墓志盖(图30)。前者在缠枝茎干的每个结节处滋长一条枝叶,枝叶呈漩涡形卷曲,尾端秀出三个卷曲小叶片,造型简洁流畅。后两者在缠枝茎干的每个结节处滋长三条枝叶,各自呈漩涡形翻卷,相对于前者,表现得略为复杂。简洁疏朗型缠枝蔓草表现大体与印度同种纹样对应。

图28 礼泉烟霞新村司徒尉迟敬德墓志盖拓本 唐显庆四年(659)

图28 礼泉烟霞新村司徒尉迟敬德墓志盖拓本 唐显庆四年(659)

图29 礼泉昭陵新城县长公主墓石棺拓本 唐龙朔三年(663)(出自《新城县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第130页图105-2)

图29 礼泉昭陵新城县长公主墓石棺拓本 唐龙朔三年(663)(出自《新城县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第130页图105-2)

图30 礼泉西周村右骁卫大将军阿史那忠墓志盖拓本 唐上元二年(675)(出自《考古》1977年第2期第137页图5)

图30 礼泉西周村右骁卫大将军阿史那忠墓志盖拓本 唐上元二年(675)(出自《考古》1977年第2期第137页图5)

繁缛稠密型缠枝蔓草在中原北方约流行于武周、盛唐和中唐时期,主要见于关中。诸如咸阳杨陵区家和园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沙州刺史李无亏墓石门框(图31)、蒲城三合村唐开元二十九年(741)让皇帝李宪墓石椁立柱(图32),三原唐德宗李适崇陵华表装饰(图33),在缠枝蔓草茎干的每个结节处滋长许多条枝叶,各条枝叶大多呈漩涡形朝一个方向旋转,繁缛稠密,画面几乎没有留下剩余空间。繁缛稠密型缠枝蔓草表现亦大体与印度同种纹样对应。

图31 咸阳杨陵区家和园沙州刺史李无亏墓石门框拓本 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

图31 咸阳杨陵区家和园沙州刺史李无亏墓石门框拓本 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

图32 蒲城三合村让皇帝李宪墓石椁立柱线图 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出自《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第190页图195)

图32 蒲城三合村让皇帝李宪墓石椁立柱线图 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出自《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第190页图195)

图33 三原唐德宗李适崇陵华表装饰(出自《中国历代装饰纹样·3·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第169页插图)

图33 三原唐德宗李适崇陵华表装饰(出自《中国历代装饰纹样·3·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第169页插图)

上述实例中所见的缠枝蔓草图像基本出自关中地区的石刻葬具,采用减地平雕附加线刻方式表现。两种形式的缠枝蔓草实例各有比较一致的风格,墓主属于皇室成员或有功之臣,可以推测由官府作坊基于相近粉本设计并完成。从关中地区两个时段分别流行两种缠枝蔓草的情况来看,印度笈多系两种缠枝蔓草粉本可能先后两次传入中国。初唐高宗时期流行的简洁疏朗型缠枝蔓草,似乎与唐太宗时期赴印求法僧玄奘回国以及外交使节王玄策第一、二次出使印度有关,而武周及其以后流行的繁缛稠密型缠枝蔓草,可能与高宗时期王玄策第三、四次出使印度以及武周时期赴印求法僧义净归国关联。无论求法僧还是使节,返国的终点都是两京,如此说来,在两京地方率先出现并流行笈多系缠枝蔓草,也就自然而然了。

南方仅见于四川地区石窟造像,已知实例大多为盛唐、中唐之际的遗物,又多集中在成都周围。典型实例如仁寿牛角寨唐天宝八载(749)道教石窟造像(图34)、仁寿白银罐石窟唐至德元载(756)造像龛(图35)、眉山法宝寺中唐万菩萨像龛(图36),均属于简洁疏朗型缠枝蔓草。前两者在缠枝蔓草茎干结节处滋长两三条枝叶,枝叶尾端朝向一个方向呈漩涡形卷曲。后者缠枝蔓草的卷曲枝叶中间表现一朵花卉,类似于鹿野苑丹麦克塔缠枝蔓草的表现形式。这些实例的流行晚于两京地区,又集中在四川文化的中心成都周围,再结合其他造像因素考虑,应是两京地区缠枝蔓草影响下的产物。

图34 仁寿牛角寨道教石窟造像 唐天宝八载(749)

图34 仁寿牛角寨道教石窟造像 唐天宝八载(749)

图35 仁寿白银罐石窟造像龛边框浮雕 唐至德元载(756)

图35 仁寿白银罐石窟造像龛边框浮雕 唐至德元载(756)

图36 眉山法宝寺万菩萨像龛边框浮雕 中唐

图36 眉山法宝寺万菩萨像龛边框浮雕 中唐

地处河西走廊的敦煌约初唐、盛唐之际开始流行笈多系缠枝蔓草,并盛行于盛唐、中唐时期。中国境内已知最西端的笈多系缠枝蔓草,见于库车库木吐喇约8世纪第16窟主室北壁壁画观无量寿经变边缘装饰(图37),该缠枝蔓草在每个区间每条枝叶分别卷曲,有别于印度诸多枝叶一并呈漩涡形卷曲表现,连同观无量寿经变一起考虑,这可能是唐文化西传带来的造型因素。

图37 库车库木吐喇第16窟观无量寿经变局部 8世纪(出自《中国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图版193)

图37 库车库木吐喇第16窟观无量寿经变局部 8世纪(出自《中国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图版193)

作者:李静杰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本文摘自《印度花鸟嫁接式图像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

文内未注明出处的图片均由作者实地拍摄

原文刊载于《敦煌研究》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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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葛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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