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装饰造型艺术现波斯元素|花鸟嫁接图像考②

2018-02-05 | 文/李静杰 | 来自:中华佛文化网  分享:

笈多王朝不仅缔造印度古典文化的黄金时代,而且为亚洲文化艺术繁荣注入勃然生机。笈多王朝创造的花鸟嫁接式图像,亦即鸟雀前身与缠枝蔓草后身嫁接合成的艺术造型,构思巧妙,绚丽多姿,书写了装饰纹样史上光辉的一页,成为笈多时代与后笈多时代的标志性文化物象,一直延续到帕拉时代乃至更晚。初唐时期印度花鸟嫁接式图像传播到汉文化地区,中国借用传统凤凰图像加以改造和创新,形成具有大唐风韵的新样花鸟嫁接式图像,并盛行于武周、盛唐时期,中晚唐延绵发展,进而影响到辽、宋前期。

花鸟嫁接式图像无论在印度还是中国都有一定数量遗存,因其与众不同的表现而令人记忆深刻。

印度花鸟嫁接式图像伴随笈多系缠枝蔓草流行开来,基于细部造型差异,可以分为后身作浪花形、后身作漩涡形以及口衔串珠三种不同表现形式的花鸟嫁接式图像。其鸟雀或为林鸟,或为水鸟,形状各异。

后身作漩涡形花鸟嫁接式图像

这种花鸟嫁接式图像,后身缠枝蔓草作比较规则漩涡形表现。基于所在载体和部位的不同,可以细分为对鸟、单鸟两种配置形式,造型式样没有本质区别。

已知对鸟形式花鸟嫁接式图像主要分布在东印度、西印度和南印度。较早实例见于东印度比哈尔邦菩提伽耶大塔基础部位佛龛像座后笈多时代浮雕(图12),一对鸟雀以中间花卉为间隔,各自回首反顾。后身缠枝蔓草作连续结节状表现,造型写实,蔓草的枝叶向一个方向卷曲成水涡形状。这种蔓草形状比较接近上述鹿野苑丹麦克塔浮雕纹样,或许受到后者影响。约略同时期的阿旃陀第1窟前廊檐壁浮雕若干对花鸟嫁接式图像(图13),两只鸟雀相向而立,或完全对称,或姿态各异,后身蔓草卷曲成漩涡形,蔓草形状接近上述鹿野苑佛像浮雕纹样。南印度卡纳塔克邦巴达米石窟(Badami Caves)为前期遮娄其王朝(early Chalukya Dynasty)偏早阶段的遗迹,约六七世纪之际的印度教第1窟前廊天井浮雕花鸟嫁接式图像(图14),两支鸟雀前身交叠构图,巧妙地利用了角隅空间,后身蔓草形状比较接近上述阿旃陀石窟实例,两翼刻画羽毛的做法又不同于后者。卡纳塔克邦帕塔达卡尔印度教寺庙群(Pattadakal Temple)为前期遮娄其王朝偏晚阶段印度教遗迹,约建造于8世纪上半叶,祠堂外壁龛门上浮雕花鸟嫁接式图像(图15),两只鸟雀相对啄食花蕊,后身绵长的缠枝蔓草顺柱头垂下,蔓草形状比较接近上述阿旃陀石窟实例,枝叶表现则显得细碎。巴达米石窟与帕塔达卡尔寺庙浮雕花鸟嫁接式图像,其鸟雀体形瘦削,形成南印度特征。

比哈尔邦菩提伽耶大塔佛龛像座浮雕之一 后笈多时代 

图12 比哈尔邦菩提伽耶大塔佛龛像座浮雕之一 后笈多时代

马哈拉施特拉邦阿旃陀第1窟前廊浮雕 后笈多时代

图13 马哈拉施特拉邦阿旃陀第1窟前廊浮雕 后笈多时代

卡纳塔克邦巴达米第1窟前廊天井浮雕 六七世纪

图14 卡纳塔克邦巴达米第1窟前廊天井浮雕 六七世纪

卡纳塔克邦帕塔达卡尔寺庙祠堂浮雕 8世纪上半叶

图15 卡纳塔克邦帕塔达卡尔寺庙祠堂浮雕 8世纪上半叶

已知单鸟形式花鸟嫁接式图像,一概分布在西印度和南印度。6世纪前后阿旃陀第21、22窟柱头侧面半圆形区间,中心浮雕花鸟嫁接式图像(图16-1、16-2),造型与前述阿旃陀第1窟双鸟形式花鸟嫁接式图像一致。该图像外围两圈联珠纹样之间刻画双层复瓣莲花,莲花来自印度固有的传统表现,联珠纹应由来于波斯萨珊造型因素。巴达米约六七世纪之际的印度教第2、3窟柱头侧面圆形区间,中心浮雕花鸟嫁接式图像(图17-1、17-2),鸟雀体形瘦削,亦呈现南印度特点,作尾羽表现的缠枝蔓草简洁疏朗,则是个性化的表现,外围装饰一圈联珠纹,应该也是受来自波斯萨珊艺术的影响。就阿旃陀石窟、巴达米石窟柱头花鸟嫁接式图像采用半圆形或圆形区间构图,以及使用联珠纹装饰外围的表现形式来说,这表明二者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与其处在地域毗邻的位置有关。

 马哈拉施特拉邦阿旃陀第22窟立柱 6世纪前后

图16-1 马哈拉施特拉邦阿旃陀第22窟立柱 6世纪前后

马哈拉施特拉邦阿旃陀第22窟柱头浮雕 6世纪前后

图16-2 马哈拉施特拉邦阿旃陀第22窟柱头浮雕 6世纪前后

卡纳塔克邦巴达米第2窟立柱之一 六七世纪

图17-1 卡纳塔克邦巴达米第2窟立柱之一 六七世纪

卡纳塔克邦巴达米第2窟立柱之一柱头浮雕 六七世纪

图17-2 卡纳塔克邦巴达米第2窟立柱之一柱头浮雕 六七世纪

卡纳塔克邦15世纪前后毗奢耶那伽罗王朝(Vijayanagara Dynasty)亨比遗迹(Hampy Site)东遗址群印度教寺庙的立柱,柱面方形区间上的浮雕花鸟嫁接式图像(图18-1、18-2、19-1、19-2),为此类图像中时间最晚的实例,依然保持着花鸟嫁接式图像的基本特征,与当地约6-8世纪巴达米石窟、帕塔达卡尔寺庙实例比较又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此二实例不再表现在圆形区间之中,画面扩大且主体性增强,鸟雀作鸭形躯体,有别于以往的飞行类鸟雀,作为尾羽表现的缠枝蔓草变得粗壮且抽象。此二鸟雀口衔花枝表现,应是鸟雀真实情态的再现,难以说与近千年前中印度的同类表现存在何种联系。

卡纳塔克邦亨比东遗址群寺庙立柱之一 15世纪前后

图18-1 卡纳塔克邦亨比东遗址群寺庙立柱之一 15世纪前后

卡纳塔克邦亨比东遗址群寺庙立柱之一浮雕 15世纪前后

图18-2 卡纳塔克邦亨比东遗址群寺庙立柱之一浮雕 15世纪前后

卡纳塔克邦亨比东遗址群寺庙立柱之二 15世纪前后

图19-1 卡纳塔克邦亨比东遗址群寺庙立柱之二 15世纪前后

卡纳塔克邦亨比东遗址群寺庙立柱之二浮雕 15世纪前后

图19-2 卡纳塔克邦亨比东遗址群寺庙立柱之二浮雕 15世纪前后 

上述后身作漩涡形花鸟嫁接式图像,系印度花鸟嫁接式图像的基本造型,主要流行于笈多和后笈多时代的东印度、西印度和南印度地区,个别实例延续到15世纪前后。

口衔串珠花鸟嫁接式图像

这种花鸟嫁接式图像以鸟雀口衔串珠为特征。基于所在载体和部位的不同,亦可以细分为对鸟、单鸟两种配置形式。

较早的对鸟实例见于东印度比哈尔邦菩提伽耶大塔基础部位佛龛像座后笈多时代浮雕(图20),二鸟雀相向而立,口衔一条串珠的各端。后身缠枝蔓草分若干条作连续结节状表现,各条蔓草尾端或成花蕾状,或作漩涡形卷曲,艺术风格接近前述同一地点另一实例。东印度奥里萨邦拉特那吉利(Ratnagiri)佛寺遗址帕拉时代建筑构件浮雕(图21),二鸟雀相向而立,口衔两条并列组合串珠的各端,串珠下端坠饰花卉。后身缠枝蔓草分若干条作连续结节状表现,各条蔓草尾端或秀出花蕾,或作漩涡形卷曲,与上述菩提伽耶实例造型意向相近,然蔓草叶片边缘刻画密集的卷曲纹样,显然继承了鹿野苑佛像纹样的传统。奥里萨邦乌达雅吉利(Udayagiri)佛寺遗址帕拉时代小塔龛楣浮雕(图22-1、22-2),二鸟雀在一小塔两侧相向而立,口衔一条串珠的各端。后身为繁缛稠密S形缠枝蔓草。此二奥里萨邦实例的鸟雀颈部束带,束带后端系一球状饰物。单鸟实例仅见于巴达米第2窟柱头浮雕(图23),鸟雀作3/4侧身表现,口衔串珠,两翼左右张开,以稠密缠枝蔓草表现。

比哈尔邦菩提伽耶大塔佛龛像座浮雕之二 后笈多时代 

图20 比哈尔邦菩提伽耶大塔佛龛像座浮雕之二 后笈多时代

奥里萨邦拉特那吉利佛寺遗址建筑构件浮雕 帕拉时代

图21 奥里萨邦拉特那吉利佛寺遗址建筑构件浮雕 帕拉时代

奥里萨邦乌达雅吉利佛寺遗址小塔 帕拉时代

图22-1 奥里萨邦乌达雅吉利佛寺遗址小塔 帕拉时代

奥里萨邦乌达雅吉利佛寺遗址小塔龛楣浮雕 帕拉时代

图22-2 奥里萨邦乌达雅吉利佛寺遗址小塔龛楣浮雕 帕拉时代

卡纳塔克邦巴达米第2窟立柱之二柱头浮雕 六七世纪

图23 卡纳塔克邦巴达米第2窟立柱之二柱头浮雕 六七世纪 

上述口衔串珠花鸟嫁接式图像系印度花鸟嫁接式图像的变异造型,主要流行于后笈多时代和帕拉时代的东印度地区,南印度也见有个别实例。

鸟雀口衔串珠的做法不同于口衔花枝的自然行为,它是设计者的艺术行为,这种表现也不是印度的固有传统,应来自波斯萨珊王朝文化。在萨珊王朝文化及其影响下的遗存中,鸟雀口衔串珠表现形式见于多种载体,成为一般化的艺术造型。诸如萨珊王朝后期的鎏金银盘(图24),里面中间圆圈之中鸟雀口衔串珠,串珠一端连缀花饰,另一端系绶带。7世纪前后巴米扬第167窟壁画联珠图像(图25),二鸟雀相背而立,回首反顾,口衔一条串珠的各端,其中一者颈部系绶带。绶带普遍流行于萨珊王朝摩崖浮雕君权神授图像以及各种生活场景图像中,是波斯萨珊时代广泛认同的吉祥物象。毋庸讳言,上述印度鸟雀口衔串珠的表现形式吸收了波斯文化因素,柱头侧面半圆形或圆形联珠纹样自然也来自萨珊文化。奥里萨邦两实例所见鸟雀颈部系带并连缀饰物的做法,应该与萨珊文化中鸟雀颈部系绶带的表现有所关联。作为旁证资料,约五六世纪之际阿旃陀第17窟列柱侧面绘制诸多联珠纹样(图26),外围借用了萨珊文化联珠圈,圈内表现印度传统的各种物象。再者,阿旃陀第1窟天井壁画的波斯人画面(图27),一组6人,中间似王者端坐宝座上,手举长杯,周围5人或立或坐围绕前者,6人头戴毡帽,帽后系宝缯,为典型波斯人装束,持物亦然。这是波斯文化影响印度的可靠证据。

波斯鎏金银盘 萨珊王朝后期(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图24 波斯鎏金银盘 萨珊王朝后期(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阿富汗巴米扬第167窟壁画联珠图像 7世纪前后(出自《バーミヤーン———京都大学中央アジア学術調査報告》第1卷图版43-1)(喀布尔博物馆藏。)

图25 阿富汗巴米扬第167窟壁画联珠图像 7世纪前后(出自《バーミヤーン———京都大学中央アジア学術調査報告》第1卷图版43-1)(喀布尔博物馆藏。)

阿旃陀第17窟列柱壁画 五六世纪

图26 阿旃陀第17窟列柱壁画 五六世纪

阿旃陀第1窟天井壁画 五六世纪

图27 阿旃陀第1窟天井壁画 五六世纪

由以上可见,印度花鸟嫁接式图像产生于笈多时代,主要流行于笈多时代和后笈多时代,少许实例延续到帕拉时代或更晚。就已知实例而言,尾羽作浪花形表现者分布在中印度和西印度,似乎还影响到新疆和田,尾羽作漩涡形表现者分布在东印度、西印度和南印度。在东印度、南印度还见有口衔串珠的花鸟嫁接式图像,显然是波斯萨珊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各种表现形式的南印度实例又带有浓厚的地域性特征。

作者:李静杰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本文摘自《印度花鸟嫁接式图像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

文内未注明出处的图片均由作者实地拍摄

原文刊载于《敦煌研究》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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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葛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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