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樊锦诗:赴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

2017-05-18 | 文/李芳 | 来自:中华佛文化网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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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

“你对它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樊锦诗

在遥远的戈壁大漠深处,风沙日夜雕刻着敦煌莫高窟的容颜。如今的这方土地,在“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正重新焕发出蓬勃的青春。而守护这里的女儿,现在已是一位79岁的老人。她将青春无怨无悔地交给了这里,一坚守就是半个世纪。她就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白底衬衫,红色毛衣,黑色休闲裤;花白头发,银框眼镜,瘦小的身躯……初次见面,樊先生的举止身形已让人分明感受到,她温婉柔弱的外表下,有一种戈壁荒漠赋予的简单与直爽。

我们的谈话进行得非常顺利。她的话语淳朴、直接而生动,体现着一种毫不矫情与做作的大家范儿。她的笑容格外具有感染力,如孩童般天真烂漫,让人感觉发自内心的舒服。从青春梦想和大时代下的价值观,到敦煌的数字化和东西方十字路口的敦煌艺术之美,在娓娓道来的讲述中,我们与“敦煌女儿”一起,共赴了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

初遇敦煌,“目的不纯”

樊锦诗曾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似乎可以追溯到她的中学时期。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却深深打动了樊锦诗,不仅让她对敦煌、考古产生了兴趣,更对她以后的人生留下了长足的印记。

由着喜好,樊锦诗来到北京大学的考古系求学。1962年,她报名到敦煌研究院实习。

樊锦诗坦言,选择去敦煌,可以说是“目的不纯”。在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年代,她想借此机会去看看向往已久的莫高窟。

在那里,樊锦诗看了一个又一个洞窟,琳琅满目、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让她既满足又震撼,全然忘记了洞外的一切。

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她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震撼”: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羸弱的樊锦诗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得提前结束实习。

“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不能说我们大家都说那个,我就说那个,”我们面前的樊锦诗就是这样一个真实而可爱的人。

樊锦诗

再见敦煌,机缘巧合

世事难料,到毕业分配时,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

出于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厚厚一封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然而这封信却永远没有交上去。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每个人身上都有强烈的建设国家的主人翁精神。他们喜欢将国家和自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任何时刻都没有在当时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深远。

樊锦诗正是如此,毕业前已经向学校表态,会服从毕业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父亲的信如果交上去等于说话不算话,这让樊锦诗觉得非常不妥。

让她安心去敦煌的还有学校的一个承诺:等过几年再有毕业生,就把她调回来,还是可以跟结婚的对象在一起。等真正结婚的时候,她很希望学校兑现承诺,然而却事与愿违,因为恰恰赶上了文革。

1967年,樊锦诗与大学同学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这对夫妻开始了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

说起爱人,樊锦诗满满都是感动,“如果爱人不支持,我早就离开了,我还没有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如果当时他说你不来武汉我们就掰了,那我肯定跟着他去武汉,但是他没有这么说,我就变得越来越‘放肆’了”。这样好脾气的男人,用樊锦诗的话来说,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

除了爱人的支持,敦煌各位老先生的精神也让她坚定了留在敦煌的选择。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第二任院长段文杰,他们在国内外学术界都颇有地位,却都为了保护敦煌艺术,心甘情愿过着西北农牧民一样的生活。他们能做到,樊锦诗坚信自己也可以。

樊锦诗

扎根敦煌,无怨无悔

真正的报效祖国,不是空喊口号,是用信念坚守承诺,无需言表却掷地有声。

文革,这场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不仅搁置了樊锦诗的改派计划,还有整个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业务,甚至威胁到了敦煌的文物安全。但令人欣慰的是,这座世界级文化艺术宝库,在文革中几乎没受到什么破坏。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当时所有研究员的心都保持高度一致,即一定要保住敦煌!

而同为文化艺术瑰宝的曲阜孔庙,在文革中却难逃厄运。众多石碑石像被打烂,房屋建筑被捣毁。相比孔庙,敦煌破坏起来似乎更加轻而易举,樊锦诗边说边拿手比划着,“全都是泥巴的,就像我这样的,你给我一个棒,一敲它就坏了,壁画不就毁了吗?”

“我们没有人在院里引进武斗,但凡内部有一个把外面的人引进来,那文物就完了,”提起当年的事情,樊锦诗的眼中星光点点,神情分外动容。我们知道,她既为敦煌的命运感到庆幸,又在致敬经过那段岁月的全体敦煌人。

文革中,樊锦诗的大儿子在敦煌出生,她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后来二儿子也在敦煌出生,由于无暇照看,放到了河北农村的姑妈家。直到1986年,彭金章放弃了武汉大学的工作,调至敦煌研究院,分处河北、湖北和甘肃的四口之家才终于团聚。

让彭金章放弃自己事业的原因,在于老伴的坚持。用樊锦诗自己的话说,就是“爱上了”敦煌。它是一个过程,越了解敦煌,越觉得它了不起。不知不觉间,爱早已扎根心底。

初见常书鸿、段文杰等老先生时,她心中有过疑问:他们从浮华的国际大都市和优越的高校就业环境中出来,走到没水没电的戈壁沙漠,爬进黑咕隆咚的洞窟,没日没夜地临摹着壁画,一画就是数十年,究竟是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随着她与敦煌夜以继日的“厮守”,渐渐变得明朗了起来。

带着对敦煌的爱,樊锦诗全身心投入石窟的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由她具体主持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成为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曾有不少人问她,在敦煌待得住吗?她都会用质朴纯真的语言回答:“人都快忙死了,忙得一塌糊涂……至于什么待住待不住,肯定是待住了,而且还安下心来静静地做这个工作。”

樊锦诗

数字敦煌,“容颜永驻”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正值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的热潮,莫高窟的游客数量呈现急剧增长态势。1979年只有1万人,1984年突破10万人,到1998年达到20万人。

有一年夏天,樊锦诗一进洞窟就连打着喷嚏出来了,因为洞内充斥着游客身上浓烈的香水味和汗味。“洞受得了吗?”从此成为她当时常常思考的问题。

除了游客数量的剧增,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洞窟本体的老化也是莫高窟“青春流逝”的主要威胁。“我们拿出1908年拍摄的莫高窟照片和现在对比,发现100多年间变化很大。现在的壁画很模糊,颜色也在逐渐退去。壁画和人一样,不可能永葆青春。”面对这种老化趋势,樊锦诗很伤感,“我们只能延缓,不能逆转。”

她依稀记得初见敦煌时,“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樊锦诗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你对它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

樊锦诗首先想到的是控制游客数量。通过实验数据找到洞窟所能承受的临界线,但统计出来的人数之少连樊锦诗自己都觉得不是个办法:“不能阻挡观众不让看。人们应该享受到这样珍贵的、杰出的文化遗产、成果,应该能欣赏它的价值,它的精美,我们如果要限制,这个不讲道理。”

一个偶然的机会,樊锦诗接触到了电脑,“那时我就感觉,莫高窟有救了”。65岁的她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构想,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2003年,樊锦诗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经过5年探讨,2008年底,投资2.6亿元的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保护工程开始实施。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等工程外,还要完成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和数据库建设。

2014年9月,在樊锦诗推动下,包括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在内的数字展示中心投用。即使游客再多,也实现了有序可控;先看电影了解、再实地体验感受洞窟的办法,不仅优化了游客的参观体验,更避免了他们“糊里糊涂来,糊里糊涂去”的尴尬。

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

这一切数字化成果背后的推动者,是一位如今已79岁的老人。

樊锦诗

爱上敦煌,其实不难

数字化产品加速了敦煌走进世界的步伐,不仅让民众获得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和体验,更激发了不少年轻人探索古老敦煌文化艺术的热情。

敦煌艺术的入门其实不难。佛教,以宗教教义的形式呈现,比较虚幻抽象,而一旦转换成艺术,就会变得相对直观。樊锦诗建议,可以先从感兴趣的点开始。

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之间的中西交通。敦煌作为这条“古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又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便是古代东西方文化在敦煌交融的璀璨结晶。

这里交融汇聚有各种元素,年轻人会找到他们认为最有趣的点。

比如敦煌的菩萨像,就是外来元素与中国传统伦理和审美观在佛教造像中的集中反映,体现了汉文化与外传文化融汇中特有的“再创造”特质。西域盛行丰乳、细腰、肥臀、有明显性别特征的裸体菩萨。当众菩萨东入中国,受传统汉文化“含蓄为美”的影响,虽然仍有衣着暴露的,但已经在一个不太过分的程度之内,这正是体现了佛教外来艺术与中国传统汉文化、儒家思想的结合。

又如中唐158窟的卧佛,面形端庄秀丽,睡态安详舒展,整体比例协调,线条细致入微。樊锦诗曾说,“每当心里有苦闷与烦恼时,都忍不住想走进这间洞窟,佛陀泰然自若、恬静美好的神情,能让人瞬间忘却许多烦恼。有时候,甚至觉得佛陀在对自己讲话”。这种庄重温情之美,相信会直达很多人的心灵。

通过观赏壁画造像,年轻人可以对各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窥见一斑。

艺术源于生活。富丽堂皇的佛国世界、普度众生的诸天神佛,古代的画家们没有见过,除了发挥充分的想象力,更需要从现实社会中寻找元素、获得灵感。因此壁画中的场景也是画家当时所处时代风土人情的精华展示。例如唐代以胖为美,敦煌中唐代的菩萨像大多体态丰腴、姿态优美,面貌方额广颐,服饰珠光宝气,体现着盛唐特有的女性审美观。

对美的认识理解需要循序渐进。樊锦诗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不要着急,先发现自己感兴趣的点,然后以点到面,成一个系统。比如敦煌的菩萨,通过系统了解、学习后发现,最原始的为男身,结合汉文化后,他的形象经历了“非男非女”、“男身女相”、“女身男相”、直到完全女性化的转变。如果仔细认真了解敦煌,就会发现这里每一个洞窟都是一个美术馆。

谈到年轻人,樊锦诗说,敦煌就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刚开始跟她一样,就是想去看看,慢慢地随着研究的开展,他们对敦煌的了解日渐加深,时间长了,就都不走了。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爱上了。这群人,在敦煌儿女们陆续老去时,仍然用激情延续着敦煌那历经沧桑的青春。任时光匆匆流逝,这种青春却永不褪色。

樊锦诗

我们的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即将结束时,心中突然升起很多不舍。与樊先生的相遇实在太过美好,她的简单、直爽、纯真、坚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情不自禁地爱上这位可爱耿直的老人。

望着她离去的背影,记者眼前仿佛浮现社科院研究员白滨1964年初见樊锦诗时的印象:“一个上海姑娘,瘦小的身材,精明干练、风华正茂。” (文字/李芳 摄影/刘迪 摄像/仵楠 李昊)

责任编辑: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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