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石窟寺:一代刺史的修行

2017-11-02 | 文/宿小白 | 来自:中华佛文化网  分享:

胁侍菩萨

胁侍菩萨

十九世纪末,德国舆地学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丝绸之路”概念时,指的是由道路、绿洲和商业重镇组成的一个网络,驼载着珍贵商品的骆驼队经此过境转口贸易。这条路线以古都洛阳、长安为中心向四周发散辐射,其中西出长安沿着丝绸之路东段向北行进,泾州是第一站。

北魏时期,泾州辖境相当于今甘肃平凉市全境以及庆阳部分地区。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泾州更是一跃成为拱卫京畿的军事重镇,从长安、洛阳出发经邠州(今陕西彬县一带)到原州(今宁夏固原),向西进入河西走廊,泾州亦是必经之地。欧洲人走完几万里之后,在泾州停留、休整,然后进入长安。中国人离开长安200多公里,在泾州调整身心,向故土告别,踏上翻越陇山、西出阳关的万里征程。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曾迎来张骞、班超、法显、玄奘等伟大人物风尘仆仆的身影。

丝绸之路不仅输送商品货物,也传播信仰。有人形象地比喻,丝绸之路是用丝绸和茶叶换回一尊佛。随着佛教东传,佛窟寺院在古道沿途连崖成片,成为商人和朝圣者在寂寞旅途上的精神慰藉。其中,在泾州境内泾河两岸的百里石崖间,西起泾川县城西的王母宫,东至泾明乡东北的太山寺,向北延至庆阳西峰一带,分布着大大小小500余座石窟,连成了一条壮观的石窟长廊。在这条佛光璀璨的珠链之上,北石窟寺、南石窟寺和王母宫石窟寺是最为闪亮的三颗明珠。

北石窟寺位于甘肃庆阳市西峰区西峰镇西南25公里,在泾河支流蒲河、茹河交汇处的覆钟山下,共有龛窟295个,时代从北魏一直延续到盛唐。最早的洞窟165号窟开凿于北魏永平二年(509年),为泾州刺史奚康生组织工匠开凿。据《魏书·奚康生传》,此人“信向佛道,数舍其居宅一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但颇为吊诡的是,就在这一年正月,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叛乱,朝廷急忙派兵镇压,而领兵者恰恰就是奚康生。在那次战争中,数以千计的沙门和百姓成为刀下之鬼。或许是深感手上沾染的鲜血太多,奚康生决定虔心向佛,以此洗刷自己所犯下的罪恶。这样的转化,使得奚康生作为镇压起义刽子手的形象淡化了,而以虔诚的佛教徒以及石窟寺院供养人的面貌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之中。 

北石窟造像

北石窟造像

我观察到,北石窟寺所处位置极为偏僻,人迹罕至,环境宁静幽雅。这大概体现了佛教徒避世修行的需要。步入寺院正门,抬头观崖,在东西长100余米、高10余米的崖面上,以165号窟为中心向两边发散,分布有密密麻麻的洞窟。文管员打开沉重的铁门,光线缓缓透入,一个神秘的佛国世界呈现在眼前。

七尊约八米高的立佛面相圆润,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双手施说法印,笑意盈盈,俯视众生。立佛间有胁侍菩萨10身,彩衣华带,清秀可人。窟门两侧各雕弥勒一身,另有骑象的普贤菩萨与阿修罗天。窟顶四面坡连环画般雕刻着树下诞生、宫中娱乐、逾城出家、树下思维等佛传及本生故事。这些故事告诉人们,就连佛的前世,也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生者,只是在通往超脱的道路上,有一颗恒久的虔诚心。

七佛

七佛

据《长阿含·大本经》记载,释迦摩尼成佛前还有六位佛陀,即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与释迦摩尼并称七佛。《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第十·念七佛品》云:观七佛者当勤精进。也就是说,坐禅的僧人如果能够常常观想七佛,就可以增加修持在未来世界中成佛。窟中七佛的配置和排列并未按照线性的时间顺序,而是按照以毗婆尸佛为中心,依次向两边发展的对称结构。日本学者村松哲文认为这种配置结构将石窟的空间划分为三个时区:即正壁方代表过去时区,门壁方代表未来时区,两侧壁与窟室中央象征现在时区。显然,这样的配置更适合当时观禅的需要。

胁侍菩萨

胁侍菩萨

在紧邻165窟的东侧崖壁上开有第135窟,此窟为西魏洞窟。窟龛形制为平面近半圆形穹窿窟顶,窟顶前沿雕帷幔,顶部两角雕莲花。窟内正壁雕一佛,南北两壁各雕一菩萨及力士。佛作磨光高肉髻,面形圆润,双肩较窄,内着圆领僧衣,外披宽博袈裟,半结跏坐于长方形台上,衣纹规则而不密集,衣襟于佛座前自然下垂。在佛与菩萨的背光后,浮雕伎乐人和比丘各四身。伎乐人有吹奏长箫和排箫者,也有击铃者,宣示了佛国天堂的美妙。只可惜塑像的头部已经荡然无存,遭到的破坏惨不忍睹。

135窟主佛

135窟主佛

135窟胁侍菩萨

135窟胁侍菩萨

如果说西魏塑像风格还只是北魏造像艺术的某种延续,而在240窟的北周洞窟,我们则看到了另外一种风格:塑像肉髻低平,头较大,面部丰满,肩宽体健,一改北魏晚期“秀骨清像”的造型。此外,该窟的一大的艺术特点是塑绘结合,采用泥塑敷彩的方法造像,并在窟内墙壁上绘制头光(北周以来,背光似已消失)、壁画,营造出绚丽多姿的礼佛氛围。

窟顶和廊壁平整,依稀还有壁画描绘的痕迹。廊壁的两侧,各有上下两层长方形浅龛,龛内多雕一佛、二菩萨。走入禅窟深处,光线愈加昏暗,在寂静无声的窟室内中,仿佛置身于世外,好像还能听到过往僧侣和信徒低声吟诵的梵音。

 240窟三佛

240窟三佛

240窟三佛

240窟三佛

除了体型的变化,北周佛像还注重了人物内在情感的刻画:微睁细长的双眼,向下凝视,作若有沉思之状,嘴角露出笑意,向信徒们充分表达了佛祖的慈祥与善意,体现了浓厚的人情味。

240窟三佛

240窟三佛

在北石窟寺所有洞窟中,属唐代洞窟为数最多。其中第263窟开凿于盛唐时期,267窟开凿于晚唐。这一时期的洞窟形制和塑像风格则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从洞窟形制来说,唐代不再有草庐、洞穴的痕迹,而变成了舒适的房间,中心塔柱取消了,形成了一个更大的佛殿,佛殿正面是佛陀及两侧陪伴人物。菩萨不再向前倾斜,而是安安稳稳地坐着或站着。佛窟结构的改变,是人们更加接近佛的世界的要求。

从造型来说,唐代佛像不仅仅是单纯地表现人的丰满躯体,它们充分吸收了前代艺术的丰富营养,创造出了身体各部分比例匀称、胖瘦适度、胸肌发达、束腰矫健、身段优美、体魄健康的佛像造型。它们的面部包含了更多的思想内容,双眼透露出慈悲心肠,再加上衣装纹饰完全写实的雕刻手法,使得佛教的最高神祇更加亲切、更能打动人心。

263窟唐代主佛

263窟唐代主佛

沿着山间栈道徐徐而行,北魏的清秀、西魏的粗犷、北周的雄浑、唐代的丰腴,姿态各异,气象万千,那些恢弘的乐章一一奏响。这短短的百米长的甬道,我只用了二十几分钟便已走完,实际上却已跨越了五百年。在这五百年间,不知道有多少高僧大德、善男信女往来穿梭,浅吟低唱,不止不息,把虔敬向佛的心迹镌刻在这高仰的悬壁之上,也把无限的憧憬留给了未来。

南石窟造像

南石窟造像

南石窟寺位于甘肃泾川县城东7.5公里的泾河北岸,是奚康生继北石窟寺后开凿的又一大型洞窟,开凿时间为永和三年(510年)。我去的时候,寺院前的道路正在整修,通往寺窟的石桥被一座大土堆堵住了去路,我只好弃车而行。步入寺院,院内种满了各种树木,浓荫蔽日,环境清幽,的确是个神灵居住的地方。喊了半天,才见有一个文管员跑出来。他带我沿着一条石阶小道攀爬而上。1号洞窟的大门紧锁,大概由于年久生锈,他鼓捣了半天方才把门打开。据他介绍,这里除了文物局的工作人员、一些研究者和石窟爱好者偶尔光顾,几乎没有什么游人。

1号洞窟的大门缓缓开启,呈现出一个与北石窟寺165窟几乎一模一样的洞窟。除了规模略小,造像题材、风格与165窟如出一辙。但明显可以看出,秀骨清像的造像风格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长脸细颈,飘逸自得,衣褶繁复飘动,体现出摆脱世俗的潇洒风度。我向文管员请求拍几张照片。他迟疑片刻,说,那你站在门口监控的盲区拍吧。于是,我利用这短暂的时间,留下了几张有限但珍贵的照片。

南石窟七佛

南石窟七佛

南石窟七佛

南石窟七佛

从南石窟寺出来,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泾川县城附近的王母宫石窟。王母宫石窟是泾川百里石窟长廊的西端结点,开凿于北魏太和末年,为奚康生的前任、泾州刺史抱嶷捐资开凿的。太和是孝文帝的第三个年号,因此从开凿时间上,王母宫石窟要早于南北石窟寺。从形制布局来看,王母宫石窟仍然保留了中心柱模式,中心柱四面开龛造像,周边窟壁分三层雕有大小造像百余尊。美国学者杰恩1925年在考察王母宫石窟后所作出的评价是,“现存中心塔柱本身就可以说明王母宫石窟建造年代较早。就风格而论,它在各方面与云冈第六窟及那里早期窟内的造像完全相似。”

西槽壁造像

西槽壁造像

北壁主佛

北壁主佛

多宝佛

多宝佛

就在杰恩到来的前两年,另外一个美国人、时任哈佛大学艺术系与福格博物馆东方艺术讲师的华尔纳在甘肃第一次探险时,就发现了王母宫石窟,并盗走了一块精美石刻。两年之后,他再次来到王母宫,携走7尊隋唐时期的石造像佛头,这些珍贵的艺术品如今收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

深山藏寺,远离尘嚣的这些石窟寺是寂寞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在西出长安的古道上,还有这样一些石窟的存在。漫长的时光,只有泾河不息的波涛,伴随了它们信仰的累积。站在石桥之上,回头仰望高悬、孤单的洞窟,泾州石窟寺的华采,在我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

责任编辑:曾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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